北京市人民政府


北京市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办法
北京市人民政府令
　（第５８号）


　　现发布《北京市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办法》，自２０００年７月１日起施行。

　　　　　　　　　　　　　　　　　　　　　　　　　　　　　　　市长　刘淇
　　　　　　　　　　　　　　　　　　　　　　　　　　２０００年６月２７日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市民政局是本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主管部门。各区、县民政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管理和审批工作。
财政、统计、物价、审计、劳动保障、人事等部门分工负责，按照各自职责权限做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有关工作。
第三条 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所需资金，列入各区、县财政预算，纳入社会救济专项资金支出科目，专帐管理，专款专用。
第四条 持有本市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居民，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月人均收入低于本市当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可以申请享受本市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一）配偶；
（二）未成年子女；
（三）已成年但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
（四）户口所在地相同的未婚子女；
（五）父母双亡且由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作为监护人的未成年或者已成年但不能独立生活的孙子女和外孙子女；
〔六）民政部门根据本条原则和有关程序认定的其他人员。
第五条 家庭收入是指家庭成员的全部货币收入和实物收入的总和，包括下列内容：
（一）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及其他劳动收入；
（二）离退休费及领取的各类保险金；
（三）储蓄存款、股票等有价证券及孳息；
（四）出租或者变卖家庭资产获得的收入；
（五）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或者抚养人应当给付的赡养、扶养或者抚养费；
（六）继承的遗产和接受的赠予；
（七）其他应当计入的家庭收入。
第六条 下列金额不计入家庭收入；
（一）对国家、社会和人民做出特殊贡献，政府给予的奖励金；市级以上劳动模范退休后享受的荣誉津贴；
（二）优抚对象享受的抚恤金、补助金、护理费及保健金；
（三）为解决在校学生就学困难，由政府和社会给予的补助金；
（四）社会组织和个人给予的临时性生活救助金；
（五）因工（公）负伤职工的护理费及死亡职工的亲属享受的一次性抚恤金；
（六）因公致残返城知青的护理费；
（七）在职人员按规定由所在单位代缴的住房公积金及各项社会保险统筹费。
第七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按照维持本市城市居民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费用，并适当考虑水电燃煤（燃气）费用以及未成年人的义务教育费用确定；并根据本市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承受能力，随着本市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变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适时调整。
第八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确定和调整，由市民政局会同市财政、统计、物价、劳动保障、人事等部门研究制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民政局向社会公布。
第九条 城市居民申请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书；
（二）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三）收入证明；
（四）其它相关证明材料。
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有义务为本单位困难职工出具真实、准确的收入证明。
第十条 申请人持第九条所列材料向户口所在地的居（家）、村委会提出申请，填写《北京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审批表》；居（家）、村委会采取适当形式公布，征求群众意见，核实后上报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未成立居（家）委会的新建居民小区内的申请人，
可以直接向户口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
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对上报材料进行审查，对申请家庭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水平进行调查，将有关材料和初审意见报区、县民政局。
区、县民政局对申请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家庭进行审批，自接到申请人提出申请之日起30日内办结审批手续；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员，应当在30日内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一条 符合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条件的家庭，区分下列不同情况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一）对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又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或者抚养人，以及虽有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或者抚养人但其无赡养、扶养或者抚养能力的城市居民，批准其家庭按照本市当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全额享受。
（二）对尚有一定收入的城市居民，批准其按照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本市当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差额享受。
第十二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由各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以货币形式按月发放；必要时，经区、县民政局批准也可以给付实物。
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对象持有关证件按期到指定地点领取。
第十三条保障对象在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期间，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及时通报家庭人员及收入变化情况，接受定期复审；（二）在就业年龄内的有劳动能力者应当主动就业或者接受有关部门介绍的工作；每季度向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提供有关部门出具的就业状况证明，汇报就业情况；
（三）在就业年龄内、有劳动能力且尚未就业者，应当参加其所在的居（家）、村委会组织的公益性社区服务劳动。
第十四条 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家庭的人口及收入状况发生变化时，应当按原审批程序办理变更手续；户口迁移时，应当在30日内到原户口所在地区、县民政局办理保障待遇变更手续，逾期不办者重新申请。
第十五条 对经批准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家庭，由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在其户口所在地居（家）、村委会张榜公布。
单位和个人对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家庭有异议的，可以向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区、县民政局提出。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区、县民政局应当自接到异议之日起30日内核查完毕，情况属实的予以纠正。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2000年7月1日起施行。



2000年6月27日
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在这块土地上，居住着9亿多的农民，他们的生活方式里蕴含着传承了几千年的土性，对土的依恋，让他们生活的圈子变得狭窄，日出而耕，日落而归的劳作，稳定了这块固定生活圈的格局。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特定的文化，特定的生活方式造就了中国乡土社区的基本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孤立、隔膜在这村与村之间的关系中形成。但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也可以这样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但是在自己狭窄的村落之间，这种孤立，隔膜就消失殆尽，人们在村落里生活，每一家，每一户的基本情况都了如指掌，相互之间见证了各自孩子的成长，宏观来看就形成了区域范围内的熟人社会，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磨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在这种熟人社会里，我们经常会听见这样的言语，“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一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了法律。然而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的，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不但对人他们，对物也是“熟悉”的。一个老农看见蚂蚁在搬家了，会忙着去田里开沟，他熟悉蚂蚁搬家的意义。从熟悉里得来的认识是个别的，并不是抽象的普遍原则。在熟悉的环境里生长的人，不需要这种原则，他只要在接触所及的范围之内知道从手段到目的间的个别关联。在乡土社会中生长的人似乎不太追求这笼罩万有的真理。做子女的得在日常接触中去摸熟父母的性格，然后去承他们的欢，做到自己的心安。这说明了乡土社会中人和人相处的基本办法。
乡土社会的格局导致了法律文化渗透的局限性，在这个熟人社会里，人们的各种秩序尽然有序，即使出现了纠纷，靠得也是村落里的所谓的权威人士来解决，处理的结果没有任何的强制力作为后盾，但是人们对于纠纷的处理结果却很少有异议，这种熟人社会复杂的关系网所产生的礼治约束力能有效地约束人们的行为，法律的思维无法渗入其中，礼治的形成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它必须以传统的方式并且能有效的应付各种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是靠礼治来维持的。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尽管一种生活的方法在过去是怎样有效，如果环境一改变，谁也不能再依着老法子去应付新的问题了。所应付的问题如果要由团体合作的时候，就得大家接受个同意的办法，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应付共同问题，就得有个力量来控制每个人了，这就是法治社会的要求。如今的乡村社会正在发生着巨变，虽然还没有达到乡村城镇化的水平，但是由于乡村务工人员大量向城市涌入，带来了农村传统格局的巨变，人们不再继续以前的日出而耕，日落而归的劳作，转而进入城市，创造收入，这种行为就直接打破了以前的熟人社会格局，人们不再在礼治的思维下生活，这批务工人员从城市不仅带回来了资金，也带来了城市里陌生人社会的法律思想，面对纠纷时，礼所产生的约束力已经大打折扣，乡村社会里的权威人士的言论只能作为调解的一种添加剂而已，对结果地影响已经没有以前的决定性。
现代化的法律思维开始在城乡二元化的社会结构中互相渗透，都市社会中讲个人权利，权利是不能侵犯的。国家保护这些权利，所以定下了许多法律。一个法官并不考虑道德问题，伦理观念，他并不在教化人。刑罚的用意已经不复“以儆效尤”，而是在保护个人的权利和社会的安全。尤其在民法范围里，他并不是在分辨是非，而是在理清权利。在英美以判例为基础的法律制度下，很多时间诉讼的目的是在获得以后可以遵守的规则。一个变动中的社会，所有的规则是不能不变动的，环境变了，相互权利不能不跟着改变。事实上并没有两个案子的环境完全相同，所以个人的权利应当怎样明确的界定。中国正处在从乡土社会蜕变的过程中，陈腐的诉讼纠纷处理观念还是很坚固的存留在广大的民间，也因之使现代的司法不能彻底推行。现行法里的原则是从西方搬过来的，和旧有的伦理观念相差很大。在中国传统的差序格局中，原本不承认有可以施行于一切人的统一规则，而现行法却是采用个人平等主义的。这一套已经使普通老百姓很不明白，在司法制度的程序上的隔膜又使得他们无法适用。在乡间普通人还是怕打官司的，但是新的司法制度却已推行下乡了。那些不容与乡土伦理的人物从此却找到了一种新的保障。他们可以不服乡间的调解而告到司法处去。当然，在理论上，这是好现象，因为这样才能破坏原有的乡土社会的传统，使中国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但是事实上，在司法处去打官司的，正是那些乡间所认为“败类”的人物。依着现行法去判决，时常可以和地方传统不合。乡间认为坏的行为却正可以是合法的行为。使法律所保护的正义被误解。曾今报道过这样一个案子，有个人因妻子偷了汉子打伤了奸夫。在乡间这是理直气壮的，但是和奸没有罪，何况又没有证据，殴伤却有罪。怎么判好呢？如果是善良的乡下人，自己知道做了坏事决不会到衙门里来的，这些凭借一点法律知识的败类，却会在乡间为非作恶起来，法律还要去保护他。我也承认这是很可能发生的事实。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的建立起法治秩序。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更进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在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
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乡村社会的巨变，使其社会化的进程步伐加快。法律在乡村社会的渗透也得到了一定的变化，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进入这个熟人社会，怎样树立法律的权威和神圣性，是首要解决的问题。05年中国十佳法官的评选中，有这样一个人，她叫金桂兰，是黑龙江宁安市人民法院的审判员，它创造了堪称中国最简陋的法庭，这个法庭可能没有一般法庭的庄严，但是它同样主持了正义，维护了法律的尊严。人们称这个法庭为"炕上的法庭"。这种以打破传统的方式的行为，以一种符合实际要求的状态来应对乡村的各种纠纷，推行着乡村的现代化，是法律文化传播成功迈出的第一步。我们也可以看到如今的乡村农民，对纠纷的解决更愿意依赖于法律的解决，这些虽然都是小的纠纷，但是蕴含其中的是人们对法律理念的信服，尊重。
法律文化，法治社会的建立，要在中国每一寸土地上生根发芽，不光是城市，在我们身旁的乡村社会同样需要，现代化的进程需要这个本不应被分离的两个社会群体一起努力，构建一个理想的中国法治型社会。

作者：库欢 华中师范大学 法学院法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