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时效制度之死

　　　　　　　　　　　　　　　　　——论超过诉讼时效债权的再救济(全面修订版）


作者：余秀才[[1]]


摘要

义务人提出诉讼时效问题以抗辩且拒绝调解，导致法院驳回权利人诉讼请求，从此，使义务人可无限期占有、使用涉案财产权并获得收益，故义务人拒调时效抗辩之行为，侵犯了权利人的财产所有权，构成不当得利，涉嫌侵占。针对之，应赋予权利人再起诉之救济权利。

关键词

诉讼时效抗辩、拒绝调解、拒调时效抗辩、提醒权

引言

因我国未规定时效消灭实体权利之制度，故法院判决驳回权利人诉讼请求后，权利人虽败诉却永远是财产权所有者，义务人虽永远无法取得财产所有权，却可无限期占有、使用该财产并获取收益。诉讼时效制度除了能为国家及法院推卸责任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外，还剩什么？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常常会听到有人在大声疾呼中国人的诚信每况愈下，却从未有人追根溯源地注意到诉讼时效制度的问题，此制度虽算不上是罪魁祸首，但至少难辞其咎。

笔者作为基层法院第一线的法律工作者，睹大量权利人败诉后欲哭无泪、求助无门之情形，同情心油然而生，维护社会公平的正义感迫使笔者去思考如何更好、更有效地维护权利人的利益，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为权利人寻找到一条再救济的途径。

一、我国诉讼时效制度的现状、缺陷、影响

（一）诉讼时效制度概说

时效制度起源于罗马法，《十二铜表法》就有这样的规定：“凡要式转移物没按规定方式转让的，受让人继续占有不动产两年，动产一年而取得所有权”，这是对取得时效的最早规定，之后又确定了消灭时效[[2]]。1922年苏俄民法典扬弃了资本主义国家民法中关于时效制度的规定，将传统上的“消灭时效”进行修改，首创“诉讼时效”制度[[3]]。“中国《民法通则》受苏联民法理论影响，未采时效取得制度，其主要理由在于，立法者认为取得时效承认非所有权人可以基于占有取得他人所有权，从而与社会主义国家提倡的拾金不昧、公物还家的传统美德不符。”[4]故无论经过多长时间，物的占有者均不应取得所有权，义务人均不应免除偿还义务。在此观念影响下，我国民法通则亦未采纳时效取得制度，仅规定诉讼时效制度。

（二）诉讼时效制度的众多缺陷

1、举证责任分配上属过错推定。诉讼时效制度系基于民事权利可抛弃之假设而设立，即权利人在一定期限内不主张，则推定放弃。这种推定是建立在权利人举证不能则推定权利人“怠于”行使权利基础之上的。依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立法是否也应当对这种推定举证呢？建立诉讼时效制度的内因是“法律不保护懒惰者”，但你凭什么说人家是“懒惰者”、是“怠于”？

可见，诉讼时效制度对权利人适用的是“主观上存在怠于”的过错推定原则。而现实中权利人表示非“怠于”的意思表示方式复杂多样，电话、传真、短信、电子邮件、腾讯QQ、上门追索等，却几乎无法举证。实务中，大量超过诉讼时效的案件，均非权利人怠于行使权利所致，乃证据不足而败诉。即权利人更多的非“怠于”之故意，而是“无知”之过失。

2、维持既定法律秩序系伪命题。王利民、王轶等民法界专家均认为诉讼时效制度具有“维持既定法律秩序”之功能[[5]]。但依现有制度，实体权利永不消灭，法院虽驳回权利人诉请，但权利人仍可无限期、无限次地向义务人追讨，“维持既定法律秩序”之功能从何谈起？

3、义务人胜诉却不能免除偿还责任。社会上通行的理解是，权利人败诉后，义务人可不再履行，王利民甚至认为仅超过诉讼时效，义务人就“产生拒绝履行的抗辩权”[[6]]，笔者认为，该理解值得商榷。从实务中看，任何一份判决书都只会说“权利人的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不受法院保护，故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而从不会说“义务人欠债不还的行为因超过诉讼时效而变为合法，从而无需偿还”。可见，任一法院判决，均仅审查了权利人的财产权是否受法院保护的问题，而不会去审查义务人欠债不还的行为是否合法，此亦不告不理之原则所致。从法条看，法律只限制了权利人的胜诉权，未赋予义务人权利，更未免除义务，免责事由需法定，“可不再偿还”相当于时效取得，更需法定。

4、受宪法、法律保护却不受法院保护。其实，自2004年第二十二条宪法修正案“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之规定出台后，现行诉讼时效制度就已涉嫌违宪——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的是“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的是超过二十年诉讼时效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而非请求法律保护或法律不予保护。法院保护仅为法律保护之一，而非唯一。然法院乃社会公正之最后防线，法院不保护，何谈国家保护？难道告诉权利人：“你的债权受法律保护，大胆地去向义务人要去吧……”能否？行否？

5、法条之间自相矛盾

诉讼时效的有关规定与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下列民事行为无效：（七）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之规定相矛盾，义务人提出诉讼时效以抗辩，并请求法院驳回权利人诉请时，如权利人主张义务人看似合法的“提出诉讼时效的行为”，掩盖的是其“不想再偿还”的非法目的，从而请求法院认定该行为无效，依然判决支持其诉请时，法院该怎么办？我们会发现无论判决支持哪方，都可能违法[7]。

6、将纠纷推之于法院门外。因权利人实体权利永不消灭，无法实现维护既定法律秩序稳定的作用，使财产权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且不仅在时效期限内存在，超过时效后亦存在，甚至在法院驳回权利人诉请后仍存在，为社会不稳定埋下祸端。正如学者马俊驹、余延满所说：“人民法院无法律依据对争议的产权归属问题作最终裁决，而只能判决驳回权利人的诉讼请求，这无异于将矛盾推之于法院门外，这可能使矛盾激化，不利于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8]。

（三）诉讼时效制度的消极影响

1、宏观方面的影响。

中国 匈牙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匈牙利共和国政府联合声明


　　应匈牙利共和国外交部长毛尔多尼·亚诺什的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唐家璇于二OOO年十二月五日至七日对匈牙利共和国进行了正式访问。
　　
　　双方在诚挚、亲切的气氛中就加强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双方对访问结果表示满意，并相信这次访问将推动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匈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
　　
　　鉴此，为进一步发展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和加深相互理解，双方代表各自政府达成以下共识：
　　
　　一、双方高度评价两国的历史关系和友好合作，并对近年来双边关系的发展表示满意。
　　
　　二、双方一致认为，国际形势为扩大和深化双边及多边合作提供了有利条件。两国在联合国和其它国际组织中的合作有助于维护国际及亚欧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双方愿在国际论坛中为解决诸如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事业、环境保护、和平与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等具有重大意义的全球性问题继续进行磋商与合作。
　　
　　三、双方重申，近些年中形成的两国关系的原则基础和政治框架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国际关系准则、《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等原则为基础，在真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框架内发展二十一世纪的双边合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匈牙利共和国政府的共同目标。
　　
　　双方重申尊重各自人民根据本国国情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双方承认两国在经济、社会、政治情况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以及在包括人权问题在内的某些问题上的不同观点，但认为这些分歧不应影响双边关系的发展。双方希望通过真诚与坦率的对话来处理意见分歧。对话的基础是平等、相互尊重和有关发展双边关系的共同利益。
　　
　　四、中方赞赏匈牙利在经济社会发展及转轨中取得的成就。希望匈牙利作为中东欧的重要国家，继续在本地区和欧洲发挥建设性作用。双方认识到地区性合作的重要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理解匈牙利共和国政府为加入欧洲联盟所做的努力。希望这一努力目标的实现不仅能促进欧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有助于双边多层次合作的进一步发展。中方注意到匈牙利就承担结盟义务所做的自主决定。
　　
　　五、匈方赞赏中国在国家建设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方面取得的成就。希望中国为国际社会的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继续做出贡献。匈牙利共和国政府重申尊重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并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匈牙利不与台湾进行官方接触，与台湾只在非官方、非政府间的范围内进行私人性质的经济、文化交流。
　　
　　六、双方认为，国家、政府和议会领导人及议员之间以及两国有关部委、其它国家机构和武装力量之间进行经常接触和互访有助于两国的相互理解，并将进一步巩固中匈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
　　
　　双方将继续就经济、金融、福利保障、社会保险、文化、艺术、教育、法制及其它领域的变革和改革交流经验。两国的经常对话和定期的双边外交接触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对方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立场，也有助于就不同观点交换意见及开辟新的合作领域。
　　
　　七、双方认为，两国间现行协定是双边合作的基础，为双方进行规范化合作提供了适当条件。双方确定，两国双边协定不涉及各自国家对第三国的权利和义务以及两国在多边协定中的国际权利和义务。为进一步加强合作，双方将根据双边关系的具体需要修改或终止现有协定，或签署新的协定。
　　
　　八、双方高度重视发展两国互利经济合作，这非常有助于两国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蓬勃发展。双方关注双边贸易的增长以及在贸易额增长的同时改善贸易平衡。双方鼓励各自公司、企业根据市场经济规律，增加相互投资、建立合资企业并进行其它形式的合作，包括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两国政府支持扩大双边工业、农业、财政、银行、交通运输、通讯以及其它服务和基础部门之间的关系。
　　
　　九、双方支持两国司法、公安、内务、警察以及其它有关部门之间的互利合作。这种合作也是两国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制毒与贩毒以及武器走私的全球性斗争事业中共同做出的积极贡献。
　　
　　双方认为，两国公民的直接接触以及在对方国从事各种合法活动有助于两国关系的发展。双方遵照各自的国际义务、有效双边协议的规定以及有关国内法规，处理两国关系中出现的公民往来方面的问题，教育本国公民在对方国逗留期间遵守所在国法律法规，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不歧视在本国逗留的对方国公民，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双方主管部门为解决有关公民往来的问题进行建设性的合作。
　　
　　十、两国将继续发展科学技术研究、文化、教育、体育、旅游、新闻以及其它人文领域的合作。双方支持上述领域非政府的、社会和民间组织及基金会之间建立直接联系。鼓励两国地区和地方机构之间进行直接合作。双方一致认为，这些关系非常有助于两国人民更好地相互了解和发展双方各领域的合作。

　　



　　　　　　　　　　　　　　　　　　　　　　二OOO年十二月六日于布达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