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试教育已经挽救不了中国
——国人应普及“道德教育”

无论是清朝的文字狱，还是近现代的文化大革命，都对知识分子进行了很大程度的打压和迫害，以至于在改革开放之后又掀起了一股“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学习之风。在改革开放之前及之初，教师一直是一份非常不受人待见的职业，待遇非常之低姑且不说，甚至一度被人视为“臭老九”。到了八、九十年代，随着国家对教育的逐渐重视，教师的待遇及身份也是逐渐提高。那时，初中毕业后要是能考个师专，从而吃上商品粮，拿个铁饭碗，那也是一件光宗耀祖的大事。在南方，考上的学生请上一个年级的老师、学校领导以及亲属吃饭那也是常有的事，甚至会在村里敲锣打鼓，“到处张扬”。由此可见，教师这一群体是受世人认可的，也是受人尊敬的。在那时，老师确实也是一门心思放在学生的教育上，虽然是应试教育，但是教师的师德至少是纯真的，他们会引导着学生不断进取，会用心感染着每个学生“尊师守纪，善待他人”。
然而，到了二十一世纪，随着经济的“跨越式”式发展，国家所倡导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渐“深入人心”。无论是赋有国家根基的“国企”，还是肩负“普世价值”的学校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企在伴随着工人下岗的过程中不知不觉的进行了企业改制，渐渐地成了个别人的企业。而学校的很多优秀教师也经不住国家经济飞速发展的诱惑，大批的下海或者前往深圳、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发展。从而导致大批教育人才的流失。在农村，有些小学教师整天沉迷于麻将等赌博活动，对学生缺乏真正的教育，再加上家长外地打工，以至于孩子们很小就沉迷于网络游戏，完全与现实脱节，与道德脱节。有的小孩为了获取上网费用，骗、偷、抢等无所不用，据网上报道，有的小孩为了上网甚至将父母杀害。这不仅是一个家庭的不幸，更是一代人、一个国家之不幸。
虽然在九十年代末就开始倡导素质教育，但是收效甚微。或许，国家将发展经济，摆脱贫困放在了首位，这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教育的发展。因为，在GDP逐年以8%以上增长的同时，国民的道德素养却在以近乎20%的速度递减，以至于现在的中国人，只要有利可图，根本无视道德的存在。改革开放三十来年，发展了经济，却使国民道德沦丧。很多政府部门，贪污腐败，老百姓骂声一片，政府信任度也是逐年下降。如：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贪污腐败案，地方一些非法强制拆迁事件，武钢被精神病事件，河南赵作海被故意杀人案件爆出的枉法裁判案件等等。在大学，很多教授们逐渐丧失了师德，沦为金钱的奴隶，什么“当你40岁时，没有4千万身价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什么“女人在被强奸时应主动递上安全套”、而“论文造假”、“雇凶伤人”也是时有发生，甚至在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也出现了教授“以保送北大之名，行诱奸中学女学生之实”之丑事。在一些企业或小作坊，一些人为了追求利益，视他人的生命健康于不顾。如：地沟油、苏丹红、三聚氰胺、毒大米、瘦肉精、塑化剂等恶性事件层出不穷。甚至连本该是“儒雅之地”的故宫博物馆也出现了瞒报文物受损，私自拍卖馆藏文物之腐败事件。而在一些现实生活中，很多人的道德也是极度沦丧，甚至邪恶。如前不久发生的“药家鑫杀人案”、赛药家鑫的“李昌奎杀人案”、以及“上海轻生女子在众人起哄声中跳下五层楼事件”……确实是不堪回首。
素质教育，或许确实是太宽泛了，很难真正把握，况且从应试教育一路走来的教师们也着实是无法胜任该重担，而且国家在选拔人才时也很难制定一个公平合理的标准。因此，在实际生活中，一直无法摆脱应试教育的影子。在这个大的前提下，笔者认为：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发展必须有个过渡，不然素质教育也就成了一个“口号式”的教育，有其形无其实。基于此，笔者呼吁我国的教育模式应向“应试教育加道德教育的模式”转变，且应该二者并重，或者将道德教育作为优先发展。正所谓“民无道而不立，国无道而不昌”。




作者：北京市博颢律师事务所 徐勇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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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检察工作一体化的该当性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视角

湖北省利川市人民检察院 刘玲芳

【内容摘要】：以“上下统一、横向协作、内部整合、总体统筹”为要求的“检察工作一体化”是为增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整体效能而推行的工作机制创新, 是检察改革的重要内容。基于对检察制度本质的认识，本文试图将这一创新机制放置于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来剖析，探寻“检察工作一体化”最高的宪法效力和根本的政治渊源，从而论证这一创新机制天然的“皇家血脉”和无可辩驳的该当性地位，以期为这一机制的推行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检察工作一体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该当性

一、对“检察工作一体化”的内涵解读
时下，随着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步伐坚定不移的迈进，中国各项制度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改革创新，作为国家政治制度中至关重要的检察制度也从有到无，走过30年的恢复重建并不断完善的风雨历程，在进一步深化检察改革中, 湖北省人民检察院于2006 年12 月出台了《关于在全省检察机关实行检察工作一体化机制的指导意见》，制定、修订了多个配套性制度, 形成了以《指导意见》为主、以配套制度为辅的“检察工作一体化”规范体系。
（一）根据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在全省检察机关实行检察工作一体化机制的指导意见》， “检察工作一体化”的总体要求是“上下统一、横向协作、内部整合、总体统筹”。 “上下统一”就是要充分发挥检察机关领导体制的优势, 强化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的领导关系, 下级服从上级, 上级支持下级, 克服检察权地方化、部门化的倾向; “横向协作”就是要加强各地检察机关之间的工作协作, 互通情况, 加强沟通, 相互支持与配合; “内部整合”就是要摒弃检察机关内部各个业务部门各自为政、相互封锁、相互制肘的办案旧模式, 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各业务部门的职能作用与优势,在工作中加强配合与联系, 形成合力; “总体统筹”就是要强调检察机关和检察工作整体的统一性、有序性、协调性, 检察机关上下之间、横向之间以及检察机关内设机构之间结成统一的整体, 运转高效、协调有序, 充分发挥法律监督整体效能。
（二）在现行检察机关领导体制与国家政治体制相适应、符合检察工作实际需要的背景和前提下,检察机关首先要在工作机制层面实行“检察工作一体化”,而不是建立与是否实行“检察独立”、“垂直领导”领导体制问题相关联的“检察一体化”。 检察工作一体化机制强调检察工作的整体性、统一性, 将所有检察机关和检察工作作为统一的整体来考虑,不能把整体的一体化分割为各个业务系统的上下一体化或部门的一体化。推行检察工作一体化机制符合宪法规定的检察机关领导体制的要求, 对于发挥检察机关体制优势, 优化检察资源配置, 加强内部协作配合, 形成法律监督合力, 提高执法水平与效率, 增强法律监督能力, 树立法律监督权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检察工作一体化”根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一）“检察工作一体化”在现行法制框架下的逻辑地位
根据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在我国，人民检察院是专门执行法律监督的国家机关，它通过行使检察权对各级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宪法和法律实行监督。从以上的法律表述中我们不难得出“检察工作一体化”是以检察权为逻辑起点，其逻辑结构为检察机关的根本价值在于对检察权的行使，检察权的行使要通过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予以实现，而法律监督职能的实现有赖于基于对检察工作规律性认识而不断深化完善的机制创新， “上下统一、横向协作、内部整合、总体统筹”的“检察工作一体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旨在通过加强检察机关上下、横向、内部三维整合，形成合力、协调统一从而确保充分行使检察权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也就是说，“检察工作一体化”和检察权的行使是手段与目的、服务与被服务的辩证关系，从而科学合理地阐释了“检察工作一体化”的宪法依据，赋予“检察工作一体化”这一理念的权威性。
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根本目的, 就是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 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 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检察工作一体化”强调检察权的统一行使, 强调检察机关和检察工作整体的统一性、有序性、协调性, 这正是检察机关正确履行职责、维护法制统一、尊严、权威的改革举措和机制保障。在我国的政治法律制度下, 维护法制统一、尊严、权威离不开坚强而有力的法律监督。法制要统一, 首先必须做到法律监督机关的检令畅通, 法制的尊严和权威要以有效的监督作保证。推行“检察工作一体化”机制创新, 就是要通过完善配套制度, 强化改革措施, 使检察机关上下之间、横向之间以及检察机关内设机构之间结成统一的整体, 运转高效, 关系协调, 充分发挥整体效能。
（二）“检察工作一体化”与我国国体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认为，国家性质也即国体，反映一个国家的阶级本质，任何国家的实质都是阶级专政、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国家作为统治阶级专政的工具，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国家形式就是一国统治阶级实现国家权力的形式，包括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和国家结构形式，国家性质在一般情况下决定国家形式，国家形式反映并制约国家性质。
我国《宪法》第1条规定：“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对人民民主和对敌人专政两个方面的内容，而检察权无论是在英美法系中隶属于行政权还是大陆法系隶属于司法权，它都作为国家权力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一个国家的国体起着反作用。在我国，实行议行和一的权力模式下，检察权直接来源于人民权力的让渡，为此，我国的检察权肩负着保护人民合法权益的神圣职责，在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准确、及时、有力地打击敌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必须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不仅要立法，而且要保障宪法和法律的统一实施。为此，除了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法律监督权外，还需要有一个专门的机关来监督法律的统一遵循，检察机关的任务正是维护法制、保障民主、加强专政、服务四化。为不断适应新形式的发展，履行使命，检察机关只有不断创新发展，那么“检察工作一体化”正是顺应这一趋势遵循这一规律加强统一，协调高效维护法制统一，维护人民民主。
（三）“检察工作一体化”与我国政体的关系
政体也即国家政治组织形式，是基于国家权力运用的需要而设置的相应国家机关，并在这些国家机关间进行权力配置的国家政治制度。我国实现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人民统一行使国家权力，我国的权力配置不同于西方“三权分立”，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各自独立。在我国“议行合一”的体制下人民统一行使权力的地方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各级国家机关都有它产生并受它监督。
同样，各级检察机关都有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各级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上下级检察机关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也就是说，全国各级、各地区检察机关并非独立存在，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统一行使检察权，不受任何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个人干涉。“检察工作一体化”正是检察机关在国家权力配置中的真实镜像，通过推行“检察工作一体化”统筹各级、各部门、各区域的工作, 正确处理检察工作全局与局部的关系, 通过加强上下级之间、各部门之间、不同区域的协调配合, 做到步调一致, 形成合力,有助于优化职权配置、规范执法行为、提高监督能力, 有助于维护检察工作的整体性、统一性, 实现执法办案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有机统一, 进而推动检察工作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四）“检察工作一体化”与我国国家结构形式的关系
我国实现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全国只有一部宪法，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主动性。虽然这一制度旨在各级划分行政权，但是我国的行政权、检察权都是受权于各级人大，统一于人民主权，在行政权的配置中我们可以找到相似的依据，各级检察机关上下是领导于被领导的关系，下级服从上级，上级支持下级，统一形式检察权，既维护上级的权威又保障了地方部门的积极性、主动性，充分体现了我们人民民主的国家性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三、“检察工作一体化”的现实意义
在湖北检察机关全面推进“检察工作一体化”的改革实践中, 这一制度体系充分发挥了优化职权配置的效能, 有力地维护了检察工作的整体性、统一性, 增强了法律监督的整体合力,提高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能力,促进了各项检察工作持续健康协调发展，这一机制必将在今后的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价值。
一是可保障我国宪政体制的正常运行。我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同时行使立法权,有权监督由它产生的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从而实现人民主权的统一。“检察工作一体化”是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基础的权力制衡的必然要求。
二是可保障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我国宪法规定检察机关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为了保证法律监督的权威性和有效性,真正发挥检察权的法律监督作用,保障国家法律的严格遵守,客观上也要求检察机关成为一个有机共同体,如果各地和各级检察机关各自为战、自行其是,不能形成法律监督的合力,就很容易受到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以及其他各种势力的干扰,就难以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
三是可保障检察职能的有效行使。法律监督机关是国家法制的守护者,其监督行为必须而且只能以法律为依据。为此,必须保持检察机关及其法律监督活动的独立性和一体化,以实现其超然性、公正性、效率性与有效性。同时,职务犯罪侦查行为是法律监督的必然内容和重要手段,是法律与权势的对抗性较量,其行使尤其需要独立性来保障。公诉权的行使也应当具有独立性。公诉权具有较为明显的司法性,是代表国家对涉嫌犯罪的行为进行追诉。尤其是不起诉的运用是代表国家确定一个人无罪或因犯罪轻微等原因不追究其刑事责任,这本身就是适用法律并对案件进行某种实体意义处理的“司法行为”。公诉权(包括不起诉权)的司法性质,使检察独立和检察一体化成为公诉权正当行使的应有之义。
四是可保障司法公正和程序正义。检察工作一体化使得检察机关成为一个与审判机关、行政机关相区别的独立机构体系,可增强检察活动的客观公允性;检察机关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能提升整体对抗刑事犯罪的力量,增强诉讼活动的有效性;同时整合检察资源,能够有效提高诉讼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