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


关于印发《关于加强测绘地理信息行政执法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国测法发〔2012〕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


　　为加强行政执法工作，提高行政执法水平，保障测绘地理信息事业的健康发展，根据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我局制定了《关于加强测绘地理信息行政执法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各级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意见》的贯彻落实工作，认真组织学习，并结合实际制定具体的贯彻落实措施，大力推进各项行政执法工作，务求取得实效。请将贯彻落实情况于2012年9月30日前报送我局法规与行业管理司。我局将适时开展《意见》贯彻落实情况的检查活动，并将检查结果作为本年度科学发展观考核的重要依据。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日


　　


　　

关于加强测绘地理信息行政执法工作的意见

　　行政执法是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的重要法定职责和经常性的管理活动，是贯彻实施测绘地理信息法律法规、加强统一监督管理的重要手段。近年来，各级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不断推进行政执法体制机制建设，加大行政执法力度，有力地规范了市场秩序，促进了测绘地理信息事业发展。但同时也存在着执法体制不完善、执法能力不强、执法行为不规范等问题。为适应测绘地理信息事业发展的新形势和新要求，提高行政执法水平，保障测绘地理信息事业健康发展，现就今后一个时期加强测绘地理信息行政执法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强行政执法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一）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要求的重要举措。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行政执法工作。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对行政执法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要由法律、法规赋予其相应的执法手段，要加快建立“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执法体制，“加快行政程序建设，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切实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加强和改进测绘地理信息行政执法工作，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要求的重要举措，是加快建设法治政府、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


　　（二）维护地理信息安全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引发测绘地理信息行业又一轮深刻变革，地理信息产业已成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随着地理信息的广泛应用，测绘地理信息市场发展强劲，各种地理信息服务新业态不断涌现，市场主体多元化、服务模式多样化、应用服务社会化等特点进一步凸显，由此带来的地理信息安全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中央领导对此高度关注并多次作出重要批示。加强测绘地理信息行政执法工作，既是规范测绘地理信息市场秩序、保障地理信息产业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更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的必然要求。


　　二、健全测绘地理信息行政执法体制机制

　　（三）加强行政执法机构建设。各级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要与当地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主动沟通、积极协调，抓住当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机构更名以及数字城市建设、地理国情监测、地理信息产业发展等有利时机，整合、充实、加强现有的执法力量。按照依法有据、权责一致、执法重心下移的原则，省级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要力争建立专门的或者相对独立的行政执法机构，并会同有关部门积极推动市县级测绘地理信息行政执法机构建设，做到机构、编制、人员三落实。


　　（四）严格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制度。根据职权法定的原则，未经依法授权或者行政机关的合法委托，任何机构或者组织不得行使行政执法权。各级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要认真审查、清理、确认行政执法单位的执法主体资格，需要委托其它组织实施行政执法的，应当严格审查其法定条件，依法办理委托手续，明确委托事项及范围。对具有合法资格的行政执法主体应及时向社会公告。认真贯彻行政执法人员资格管理制度，及时核定测绘地理信息行政执法人员身份，申领行政执法证件，切实做到执法人员持证上岗、亮证执法。没有取得执法资格的不得从事行政执法工作。


　　（五）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以提高行政执法能力为主线，切实加强测绘地理信息行政执法队伍建设。优化行政执法人员结构，充实熟悉法律、行政管理和测绘地理信息知识的高素质人才；加强行政执法人员法律法规和业务技能培训，狠抓行政执法纪律和职业道德教育，全面提升行政执法人员的道德素质、法律素养、依法行政理念和行政执法能力；建立健全行政执法队伍管理考评机制、检查监督机制、督办整改机制、激励约束机制等各项规章制度，形成规范化管理体系，不断增强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三、规范测绘地理信息行政执法行为

　　（六）明确行政执法依据和职权。建立行政执法依据定期清理制度，及时梳理更新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明确各级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的各项执法依据和执法职权，并向社会公布；将执法职权逐项分解，落实到岗到人，确保各项行政执法行为于法有据、责任明确，各项法律制度执行到位。


　　（七）完善行政执法办案程序。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程序从事行政执法活动，完善行政处罚、行政复议、行政应诉等执法制度，规范立案、调查取证、告知、听证、鉴定、检测、查封、扣押等办案程序，建立重大案件督办和集体研究等工作制度，切实做到执法办案流程清楚、规定具体、期限明确。


　　（八）完善执法告知和听证制度。不断增强行政执法工作规则、程序、内容的透明度。在执法办案过程中，充分告知行政管理相对人行政执法的内容、依据以及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回避等各种权利及救济途径，切实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建立健全行政执法案件听证制度，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的要依法实施听证。加强与行政管理相对人之间的沟通，实现管理与服务并重、处置与疏导结合、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高度统一。


　　（九）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严格控制、规范行政执法权的使用，尤其是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行使，避免行政处罚的盲目性和自由裁量的随意性。积极探索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科学合理地细化、量化自由裁量权，加强对自由裁量权实施的监督检查，保障行政处罚决定的公正性，提高行政处罚决定的说服力和执行力。


　　（十）健全行政执法档案管理制度。统一行政执法文书，规范填写制作格式，做到一案一卷、文书齐全、手续完备、填制规范。健全案件统计和重大案件备案制度，实现对行政执法工作的量化分析和目标考核。加强行政执法信息化建设，完善行政执法信息系统，推行行政执法流程网上管理，促进“阳光执法”，提高行政执法效率和规范化水平。


　　四、加大测绘地理信息行政执法力度

　　（十一）加强测绘地理信息市场监管。以行政执法检查、测绘资质巡查、成果质量监督检查、地理信息安全检查、地图市场检查等为抓手，将测绘地理信息市场执法监管活动制度化、规范化；针对市场热点和突出问题适时开展专项整治活动。执法监管结果要纳入测绘地理信息市场信用体系。开通网上举报信箱、举报电话，拓宽案件信息渠道，建立举报投诉奖励制度。


　　（十二）健全部门协作和区域合作机制。强化与国家安全、保密、工商、工业和信息化、新闻出版、军队等部门的联合协作，建立和完善测绘地理信息市场监管联席会议制度以及信息交流、案件移送、联合办案等制度，及时通报情况、分析形势，开展案件联合查处。在坚持属地管辖原则的基础上，加强跨区域执法单位的横向联动，建立起信息通报、配合调查、协助查处案件等区域执法合作机制。


　　（十三）依法查处各类违法案件。以“涉证、涉密、涉外、涉军、涉网、涉图”等违法案件为重点，依法查处各类测绘地理信息违法行为。对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情节恶劣的重大测绘地理信息违法案件，要限期查办或挂牌督办。坚持预防为主、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充分发挥查办案件的警诫教育作用。


　　（十四）积极创新执法监管手段。针对测绘地理信息服务新业态发展情况，探索和创新执法监管手段。加强对互联网地图服务、移动位置服务、卫星导航定位技术应用等新兴领域的监管政策研究，依据管理职责研究出台相应的监管政策和措施；进一步完善和推广互联网地图服务监管系统，提高监管效率和水平。


　　五、强化测绘地理信息行政执法监督

　　（十五）加强行政执法层级监督。通过开展行政执法检查、执法案卷评查、执法评议考核、重大案件督办等活动，强化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监督，有效预防和纠正错案或不当的行政执法行为，充分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建立行政执法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严肃查处行政执法单位和执法人员以权谋私、失职渎职的行为。


　　（十六）建立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制度。积极探索行政执法绩效评估制度，研究制定绩效评估标准，适时开展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和绩效评估工作。将绩效评估情况纳入依法行政工作考核，使评估结果成为行政执法人员奖励惩处、晋职晋级的重要依据。


　　（十七）建立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认真推广应用《测绘行政执法文书格式文本》和《行政复议法律文书示范文本》等执法文书，建立行政执法案卷定期评查制度，不断完善案卷评查标准，实现案卷评查工作常态化、标准化和制度化。


　　（十八）加强行政执法的外部监督。积极配合人大、政协等开展执法检查或调研活动，认真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意见和建议。积极应诉行政诉讼案件，接受司法部门的监督检查。及时向社会通报行政执法工作情况，接受社会和舆论监督，不断改进和提高行政执法水平。


　　六、加强组织领导和条件保障

　　（十九）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各级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要把行政执法工作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加强对行政执法工作的领导和管理。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并明确行政执法工作的分管领导，落实相关部门职责，切实解决好机构、编制、人员、经费等关键问题，狠抓各项行政执法工作的落实。


　　（二十）完善行政执法经费保障机制。各级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要积极与当地政府及其财政部门沟通，将测绘地理信息行政执法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积极落实符合规定的行政执法津补贴制度，探索奖励制度，充分调动测绘地理信息行政执法人员的积极性。严格执行罚缴分离和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


　　（二十一）加强行政执法装备建设。进一步加大对行政执法装备的投入，积极争取专项资金，有效解决行政执法必需的交通工具以及调查取证、数据传输、证据固化、检验检测、应急通讯等现代化执法装备问题，提升行政执法的装备水平和监管能力。


　　（二十二）加大行政执法工作宣传力度。借助各种宣传平台和载体，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宣传测绘地理信息行政执法工作，展示行政执法工作成果，提升执法形象。对重大典型案件要予以曝光，发挥典型案件的宣传、警示和教育作用，营造全社会遵守测绘地理信息法律法规的良好氛围。


　　



对交通肇事罪几个问题的重新审视

魏志名


【内容提要】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只能成为本罪的量刑情节，而不具有定罪层面上的意义。交通肇事罪成立的标准是，是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即他人重伤、死亡及重大公私财产损失的结果。只要交通肇事造成了重大公私财产损失，就可构成本罪，而不问肇事者是否有能力赔偿数额的多少。交通肇事罪为典型的过失犯罪，我国刑法并没有规定共同过失犯罪。《解释》对上述问题的解释已经违背了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及相关基本理论。
【关键词】逃逸；赔偿数额；共犯；基本原则
一、“逃逸行为”是定罪情节，还是量刑情节?
《解释》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六) 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由此可见,只要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造成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事故现场这一情节的,就可以构成交通肇事罪。同时，《解释》第二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具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和第二款第(一)至(五)项规定情形之一，在事故发生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由此可知，《解释》第二条第二款第六项的“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即为交通肇事罪所规定的“逃逸”行为，因此，《解释》已明确规定，“逃逸”行为在某些情况下可成为本罪的定罪情节。这样的解释到底是否具有其合法性与合理性呢？笔者认为，《解释》把原本是量刑情节的“逃逸”行为上升为本罪的构成要件的情节，修改了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明显属于越权解释。其不是在解释法律，而是在创制、修改法律，违背了我国刑法所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理由如下：
(一)《解释》为非法解释
我国刑法第133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交通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因逃逸致人死亡的，……。 ”从该条我们可以看出，构成交通肇事罪的标准是“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至于造成多少重伤、死亡，造成多少公私财产损失方可成为重大交通事故，这需要有权机关的详细解释。从该条我们还可以明显的发现，“逃逸”行为仅具有量刑层面上的意义，而不具有犯罪成立构成要件丰的作用。作为享有法律解释权的国家机关只有权解释什么是重大交通事故，即明确界定“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适受重大损失”的限度，而无权修改该罪的构成要件。最高院把作为量刑情节的“逃逸”行为解释为定罪情节，明显修改了本罪的构成要件，这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严重违背。
如果按照此解释指导司法实践，就会把某些原本为一般交通事故的行为当作交通肇事罪未定罪处刑。也就是说，对这些危害社会的行为，本来用行政法或民法上的制裁措施就可以达到阻止和预防其社会危害性的效果，却用刑法上的极其严厉的刑罚来惩罚这种一般违法行为，那么，我们会不禁反问一句：这样做符合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吗？把这种行为上升到犯罪层面上来，值得吗?
(二)《解释》的这一规定不具有合理性
对于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我国刑法学者在表达上是基本一致的，如有的学者认为“逃逸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的发生，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⑵有的学者认为“逃逸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己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 , 为逃避法律追究而不依法报警、保护现场、等候处理。”⑶等等。可见上述观点都认为“逃逸”是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后的一种畏罪潜逃行为，申言之，行为人违反交通管理法规的行为已经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构成了交通肇事罪。但是，行为人为了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是逃逸行为。可见，我国刑法理论界也普遍认为：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不能成为犯罪构成上的要件，其只能成为量刑层面上的情节，所以《解释》又不具有合理性。
我认为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是指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行为人对这一事实是明知的，在此认识的基础上，其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这句话主要包含两层意思：1、客观上，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已经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而不是一般交通事故；2、行为人主观上已经认识到了自己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已经造成交通事故。
《解释》之所以把“逃逸”行为提升到定罪情节，是因为“逃逸”本身表现出一定的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害性。交通事故发生后，行为人就负有“必须立即停车,当事人必须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和财产，并迅速报告公安机关或者值勤交通警察，听候处理”的义务。⑷但行为人却不履行此义务，执意逃跑，反映了其主观上具有可责难的恶性；客观上，往往因为肇事者的“逃逸”行为会造成危害社会结果的扩大，如被害人得不到及时救助而重伤、死亡，公私财产因没有得到妥善处理而造成损失扩大等。从而，“逃逸”行为又表现出了其客观危害性。但是行为人的这种不履行法律、法规的规定义务的不作为行为，只是行为人罪后的表现，不具有定罪层面的评价意义。如果“逃逸”前，交通肇事行为不构成交通肇事罪，那么“逃逸”行为所表现出来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受害性就不具有刑法上的评价意义，更说不上定罪的意义了。也就是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解释》将先行行为的交通肇事致人重伤后实施的“逃逸”行为作为构成犯罪的条件之一，理由是不充分的。⑸从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来看，除少数特定的脱逃行为被规定为犯罪行为外，我国刑法尚没有对实行犯罪行为或一般违法行为后的畏罪潜逃行为单独规定为犯罪。如果认为对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有必要予以犯罪化评价，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反问一下：对行为人实施的任何犯罪行为之后的“逃逸”行为是否也有必要予以犯罪化评价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在刑法没有明文将其规定为犯罪的前提下，其不具有定罪层面上的意义，充其量也仅是一个量刑情节。所以，依笔者之见，我们还是尊重一下刑法之罪刑法定原则的好，不要胡乱的解释法律。否则，就有可能法外定罪，不利于保障人权。
二、“重大公私财产损失”是客观上造成的损害还是不能赔偿的数额
犯罪的本质特征是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这种社会危害性包括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与行为的客观危害性。客观危害性是行为人的犯罪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有形的物质的损害。在以法定的危害结果为构成要件的犯罪中，只要该罪所要求的危害社会结果的发生，就可成立该罪。无论行为人对此客观损害有无赔偿能力都不影响犯罪的定性。交通肇事罪是结果犯，即交通肇事行为必须造成法定的危害社会的结果，才能成立本罪。这种危害社会的结果包括致人重伤、死亡或者公私财产重大损失，其中“造成重大公私财产损失”就是本罪的成立要件之一。根据我国刑法第133条的规定，交通肇事行为只要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即致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的后果，就构成了本罪。至于什么是重大财产损失，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一般按 3-6 万元计算的。⑹而《解释》第二条却规定：“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三)造成公共或者私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3O万元以上。”但是刑法第133条从未把不能赔偿数额的多少作为本罪成立的犯罪构成的一个要件。可见《解释》修改了本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属于非法解释。
另外，我国刑法第4条明文规定：“对任何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这被称之为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其具体含义是：对任何人犯罪,不论犯罪人的家庭出身、社会地位、职业性质、财产状况、政治面貌、才能业绩如何，都应该追究刑事责任，一律平等地适用刑法，依法定罪、量刑和行刑,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7）这一原则要求刑事立法，刑事司法要坚持这一原则，所以享有法律解释权的最高法院在解释法律时也要坚持此项基本原则。
但是，回过头来，我们看一下《解释》第二条的规定：“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三)造成公共或者私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3O万元以上。”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在笔者看来，这句话主要有以下几层意思：
(一)这里的“无能力”是指客观上肇事者不具有赔偿能力；
(二)“无能力”赔偿的数额必须在3O万元以上，并且此数额必须是交通肇事行为给公私财产所造成的直接损失，间接损失则在此不计。另外，行为人必须对事故负全部或主要责任；
(三)行为人的交通肇事行为,虽然造成公私财产的重大损失，只要数额没有超过3O万元，即使其连一分钱的赔偿能力都没有，也不构成本罪；或者行为人的交通肇事行为虽然造成了公私财产3O万元以上的损失，但是行为人有能力赔偿全部公私财产损失，或者，行为人有能力赔偿部分损失，能够使无能力赔偿数额在3O万元以下，也不够成本罪。例如：某甲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了重大交通事故,造成了公共财产3O万元的直接损失,并对事故负主要责任,但是某甲只要有一分钱的赔偿能力,就不够成本罪；如果某甲造成公共财产1000万的直接损失，但是某甲是千万富翁，他有能力赔偿这部分损失，也不构成本罪；如果某甲是个贫穷人,他无能力赔偿这部分损失,就构成了本罪。
概言之，有钱的人因为自己有赔偿能力,所以可以不负交通肇事罪的刑事责任,免受刑罚之苦;没钱的人,没有赔偿能力，所以只能忍气吞声，承受刑罚之苦。这无疑传递给公众的是“有钱就能买刑”的观念。其危害性可想而知。其实，《解释》已明显违背了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该解释应该是无效的。
三、关于交通肇事罪的“共犯”的问题
《解释》第8条第一款规定：“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的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者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共犯论处。”这里的“共犯”就是共同犯罪人。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上述人员己与肇事者共同构成了交通肇事罪，是交通肇事罪的共犯。但是交通肇事罪的主观方面为过失，可以说《解释》开创了过失共同犯罪的司法实务之先河（8）。刑法第25条第二款规定：“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 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可见《解释》对交通肇事罪共犯的解释已明显与刑法的规定相悖，实属非法解释。
为了准确的解读上述人员唆使肇事者逃逸行为的性质，笔者认为有必要简要的阐述一下共同犯罪极其构成条件。
共同犯罪，是两人以上的共同故意犯罪，这是我国刑法第23条第一款对共同犯罪所下的定义。我国刑法理论界也普遍认为“共同犯罪是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实施的犯罪”，（8）“共同犯罪是指二人基于共同故意而共同实施的犯罪”（9）等等。我国刑法没有规定过失共同犯罪，刑法理论界也普遍不承认之。（10）成立共同犯罪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一)从犯罪主体上看，行为人必须是二人以上，这是成立共同犯罪的前提条件，并且各共同犯罪人必须都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
(二)从犯罪的客观要件上看，各共同犯罪人必须实施了共同犯罪行为。共同犯罪行为是指各共同犯罪人的行为都指向同一个犯罪事实，彼此联系，互相配合，他们与犯罪结果之间都存在因果关系。⑾
(三)从犯罪的主观要件上看，各共同犯罪人主观上必须有共同的犯罪故意。所谓共同的犯罪故意是指各共同犯罪人经过意思联络，明知他们的共同犯罪行为会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并决意实施共同犯罪，希望或放任这种危害社会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就认识因素上讲，各共同犯罪人必须认识到,不是自己一个人在实施犯罪,而是在他人的配合下共同实施犯罪，并且要明知他们的共同危害社会的行为会造成某种危害社会的结果；就意志因素来讲，各共同犯罪人必须是希望或放任危害社会结果的发生。
从表面上看，交通肇事后，车辆的主管人员、机动车辆的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者逃逸,致使被害人得不到及时救助而死亡的行为，似乎符合共同犯罪的条件。从共同犯罪的主体条件上看,上述人员与肇事者都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从共同犯罪的客观要件上看,他们共同实行了“逃逸”行为。也就是说，在重大交通事故发生以后,上述人员唆使、帮助肇事者逃离事故现场，肇事者在上述人员的唆使、帮助下客观上实施了“逃逸”行为。并且他们的共同逃逸行为造成了被害人因得不到及时救助而死亡的结果。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从共同犯罪的主观方面来看,上述人员与肇事者明知已经发生重大交通事故。上述人员仍唆使、帮助肇事者“逃逸”,主观上是故意的;肇事者在上述人员的唆使、帮助下对“逃逸”行为主观上也是故意的,即他们对“共同逃逸”行为主观上都是故意的。但能否因此就认为他们的“逃逸”行为就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共同犯罪呢?仔细审视之,其实不然。
“逃逸”行为并不是交通肇事罪的成立要件。换句话说,交通肇事的“逃逸”行为仅对本罪不具有定罪层面上的意义。他们的共同逃逸行为不是共同犯罪行为,更重要的一点是 ,交通肇事罪是一个典型的过失危害公共交通安全罪。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共同过失犯罪不是共同犯罪,所以交通肇事罪不存在共犯的问题。行为人对“逃逸”行为的共同故意，是重大交通事故发生以后，行为人为了自己或他人逃避法律追究的故意，仅以行为人对“逃逸”行为的共同故意,就认为他们是交通肇事共同犯罪的故意是不妥当的。
那么这种唆使肇事者共同逃逸的行为应如何定性呢?笔者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行为人的共同逃逸行为是否在有意逃避某种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义务，以及对不履行这种义务所可能产生的危害社会的结果，到底持什么心理态度。也就是说，共同逃逸行为本身不是犯罪行为，而是那种消极的不履行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义务之行为是犯罪行为。基于此点考虑，笔者认为：如果行为人唆使肇事者“逃逸”,对造成他人死亡的结果持过失的心理态度，则其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如果其是故意的，则其构成故意杀人罪；如果唆使者与肇事者对共同逃逸行为可能造成他人死亡的结果主观上是故意的，他们则构成故意杀人罪的共犯。但这不是因为他们实施了共同逃逸行为，而是因为他们消极的不履行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义务，实施了以不作为方式表现出来的共同故意杀人行为。
四、结论
交通肇事行为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其唯一判定标准是该罪的犯罪构成。只有交通肇事行为完全符合该罪的犯罪构成方可成立。这是罪行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我国刑法并没有对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予以犯罪化评价，它不是该罪的一个构成要件。刑法上所讲的财产损失,是犯罪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客观危害,至于行为人对其是否有赔偿能力，则在所不问。这仅是民事赔偿问题，是否有能力赔偿不具有刑法上的定罪量刑意义，否则，就是对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等基本原则的违背。我国刑法己明文否定过失共同犯罪为共同犯罪，所以交通肇事后的共同逃逸行为，如果行为人主观上对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心理态度是过失,不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这是刑法之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
法律具有模糊性,所以需要解释法律。但是法律解释必须在法定的权限内进行,必须遵循法律的基本精神、基本原则、以及基本理论。否则,就是越权解释、非法解释。《解释》对上述问题的司法解释明显属于越权解释、非法解释，应当是无效的。

（1）2000年11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
（2）参见胡康生,李福成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法律出版社l997年版，第152页。
（3）参见鲍遂献、雷东多著《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9页。
（4）参见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7条。
（5）参见林亚刚著《危害公共安全罪新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95页。
（6）参见1987年8月21日两高《关于严格依法处理道路交通肇事案件的通知》。
（7）参见高铭暄《刑法学》 (上编),中国法律出版社l999年版，第32页。
（8）参见林亚刚著《危害公共安全罪新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04页。
（9）参见张明楷著《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l997 年版,第275页。
（10）参见高格著《定罪与量刑》(上),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页。
（11）我国刑法学界也有少数学者主张过失共同犯罪，如侯国云、林亚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