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宪法监督程序制度的现状反思及设计
辛炳辰
一,我国宪法监督体制的现状
现行宪法(1982)所规定的宪法监督制度,在内容上与之前几部宪法相比较,有了很大的改进与完善,使宪法监督基本上实现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大体上从四个方面确立了现行的宪法监督体制：①明确宪法地位，表明其最高性。通过对宪法最高法律地位和最高法律效力的确认，为宪法监督机关对宪法实施的监督提供了保障，也表明宪法监督机关的权威来源于宪法这一根本法的赋予。②明确宪法的规范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5条第3款规定“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同时也规定了具体的追究方式，如罢免有关人员的职务、撤消违宪的法律法规，使其产生的法律效力丧失掉、不批准违宪的法律法规等。这实际上是宪法监督落到实处的具体表现。③明确宪法监督主体及职权。《宪法》第62条第2款，第67条第1款规定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享有宪法监督权”同时也规定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享有审查权、批准权、改变权、撤消权和罢免权”任何一项制度要落到实处，都离不开特定的主体予以实施，现行宪法监督制度也不例外。④明确规定了宪法监督的方式有事前审查和事后审查。这就要针对不同的立法主体，不同的立法性质采取相应的监督方式。
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现行宪法监督制度总体上仍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学术界对此探讨较多，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方面①宪法监督缺乏专门性，许多学者认为应当设置专门宪法监督机关，使宪法监督成为专门机关的专门活动。当前宪法监督主体的设置缺乏科学性，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本身作为立法机关，由其作为宪法监督主体，实际上成了自己立法自己监督，显然有损宪法监督的权威性与实效性。②宪法监督缺乏经常性。这是由于全国人大是采取会议的形式来召开，而全国人大每年仅举行一次例会，常委会也是每两个月召开一次，而各常设专门委员会又无权主动行使宪法监督权，这必然会造成一定的监督不连续，使宪法监督缺乏经常性。③宪法监督缺乏可操作性。这是笔者认为的现行宪法监督体制最大的弊端。宪法本本身虽确立了大体上的宪法监督制度，但由于缺少具体的程序规定和具体的监督标准，使变得模糊不清，难于运作，实践时遇到极大困难。笔者认为，一部好的法律，一项好的制度，只有通过具体的实施才具有生命力，才能真正为人们所感知、所贯彻，否则最终将成为一纸空文。作为贯彻与体现宪法的最高权威与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监督制度，其实施与否，更是倍受关注。当前宪法监督存在的诸多不足中，最应引起注意的便是宪法监督缺乏程序制度，这使大体上成型的宪法监督制度却难以付诸实施。
二、我国宪法监督程序制度缺失的反思
正如李忠教授所述：宪法监督程序是宪法监督的载体，是连接宪法监督机关和社会现实的桥梁。离开了宪法监督程序，宪法监督将寸步难行。同时李忠教授还针对宪法监督程序的重要性，举了一个简单而深刻的例子：在九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议程安排上出现严重的程序错误，李鹏同志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在先，国务院总理产生在后。也就是说，在李鹏同志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时，还兼任着总理，这就与全国人大组织法规定相悖，但由于缺少事前审查程序，这一错误也未得以及时发现和纠正。的确如此，如果没有宪法监督程序制度，纵使明确了宪法监督主体，但如何具体实施监督？监督的方式就具体如何操作呢？无疑都成了纸上谈兵，从而也使得宪法监督的权威性大打折扣。
可见宪法监督程序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保障宪法规定的实体内容的实现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对违宪给以处理和制裁时更要遵循一定的规程和步骤。实际上，现行宪法不仅在关于一定行为的合宪性监督方面缺乏程序性规定，而且对规定堪称详细的法律、法规的合宪性监督方面，同样也缺乏具体的程序性规定。比如对国务院的行政法规、省级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制定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的合宪性审查上就没有任何程序性的规定，那么立法为何会出现如此的偏差呢？宪法监督程序何以被立法者遗漏呢？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笔者认为出现这种状况存在以下几方面原因：①宪法监督实体制度仍不完善，宪法监督的权威性尚未树立。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法制建设走了一个很大的弯路，使的法律在政治生活说权威性一直难以树立，宪法同样如此。一直到1982年新宪法的制订，才有了大体上确立起来的宪法监督制度。然而由于宪法的最高权威性和最高效力性在人们的普遍观念上尚未形成，使得宪法监督制度同样不受重视，甚至可以说未取得立法者的重视，在宪法监督实体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宪法监督的程序制度更是直接缺失。②受千百年来形成的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法制观念的影响。宪法监督程序同其他任何的法律程序一样，都不应是一个纯粹的形式问题，而是应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但由于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法制观念的影响，人们在选择时更侧重于实体上去构建宪法监督制度，倾向于用实体上的宪法监督制度去实现宪法监督的立法目的。而实际上忽视了作为桥梁的宪法监督程序制度的构建，宪法监督已然举步维艰。③宪法本身存在的原因。一般说来，大多数宪法条款都无需专门机关适用。尤其是部分宪法条款缺乏规范性，不具有直接法律效力。如宪法序言中的叙述性条款、具体规则中的提倡性条款等，这就会造成既然宪法本身许多条款不具有可实施性，那么宪法监督也没有必要规定具体程序的假象。对于宪法的规范性条款,宪法又不具有可诉性。宪法作为最高法，与其他部门法一样，具有法律的一般属性，如规范性，可操作性，强制性等。“法律的可诉性，应当成为法律，特别是现代法治国家法律的基本特征之一。”（注：王晨光：《法律的可诉性：现代法治国家中法律的特征之一》，《法学》1998年第8期。 ）而我国却尚未建立宪法诉讼制度，宪法还不具备可诉性，从而使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大打折扣。④一定范围内存在的误解。这里一定范围，笔者认为也包括学术界及立法者中的部分同志。正如王广辉教授在《通向宪政之路》一书中指出：有人认为，在我国宪法监督制度中，对法律法规合宪性的审查是有程序可遵循的。这种程序就是宪法和人大议事规则规定的人大及人大常委会审查议案的程序。实际上，从这一程序的内容可见，其针对性是很明确的，局限于审查议案，而非宪法监督。即使审查议案的程序设计与宪法监督的程序设计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共性，然而有共性也必然存在各自的特殊性，二者毕竟是不能合二为一或相互取代的。
三,我国宪法监督的程序制度设计
宪法监督程序作为宪法监督机关在行使宪法监督权力过程中，必须遵循的方式与步骤，其具体设计时最根本的出发点应当立足于监督对象，即宪法监督程序应适应具体是实体内容，主要包括：行使违宪审查权、审查法律，法规合宪性、有关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职人员行为的合宪性及进行宪法审判等。从宪法监督的内容来看，宪法监督程序与我们日常所谈的三大诉讼程序是不同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①两种程序的性质不同。宪法监督程序主要涉及宪法构建下的政府权力的分配，其目的在于保障公民权利不受政府非法干预。而三大诉讼程序则是一般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的关系以及公民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②宪法监督程序采取独特的审查方式即事前审查和事后审查。③审查的表现形式不同。宪法监督程序采取书面审查为主，在实行司法审查的国家也采取审判的方式。而三大诉讼则一般以审判为审查形式。可见宪法监督程序在我国现行宪法监督体制下与三大诉讼程序是截然不同的，是不能仅仅从三大诉讼程序着手，生搬硬套，宪法监督程序有其自身的独特性。
具体而言，宪法监督程序要与宪法监督的实体内容相适应，其表现出的独特性应包括：①法定性。即宪法监督程序是宪法赋予监督主体进行宪法监督应当遵循的程序，其依据是宪法，其程序规则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它是宪法监督主体履行职责的保障，是不能随意变更的。②特定适用性，即监督程序要与宪法监督的实体内容相适应，二者相互依存。宪法监督程序仅仅适用于宪法监督，不适用于对其他性质案件的处理和裁定。同样宪法监督内容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也决定了宪法监督程序的普遍性和特殊性。③程序性。作为一项具体的程序来强调其程序性，实际上是强调，在宪法监督程序的设计上，必须要将宪法监督的实体内容落到实处，形成一个完整的宪法监督行为的过程。从而使宪法监督程序的环节能有机整合于一体，既必要也合理，对违宪的事实予以准确的裁判和处理。
宪法监督程序的设计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表现。尤其是宪法审查制国家的做法与非宪法审查制国家的做法存在着极大的差异。结合我国当前的宪法监督体制，和借鉴有关国家宪法监督程序的设计，笔者认为我国宪法监督程序应针对不同的审查内容，及法律法规和特定行为两类，作出不同内容的设计：
1， 程序中的启动环节。
启动宪法监督程序，是宪法监督程序的第一个环节。如同汽车的发动。在实行宪法审查制度的国家，一般采取宪法控诉的模式。如德国宪法第93条第4款规定：任何人，乡镇或乡镇协会由于公共权力或某一法律侵犯了他的某项基本权利或自治权利，可以提出宪法申诉。俄罗斯、西班牙、奥地利等国也有类似的规定。这种方式是基于当事人的申请，一般而言宪法法院是不能实行职权主义主动审理的。美国的做法比较特别，采取调卷令的的启动模式。而法国的做法，则更值得我们借鉴，其采取的是法定提交的模式，即规定法律法规在颁布、执行之前，必须提交给特定的机关即法国宪法委员会审查。可见基于议会制的法国模式与我国当前宪法监督体制是较为接近的。当前我国的宪法监督主要针对的就是法律法规的合宪性审查，而审查主体又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因而若采取法定提交的方式是可取的，虽然显得被动却行之有效。但是如若针对有关行为的合宪性审查就显得余力不足了。笔者认为，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毕竟与法国的议会制是不同的，有其独特的优势，如人大代表意志的普遍性、人大机构设置的广泛性等，所以我们不仅可以针对法律法规的合宪性采取法定提交的方式，同时针对有关行为合宪性审查也可以采取申请的方式，即赋予公民对有关行为是否合宪向人大的专门委员会提起审查申请，并由该专门委员会作出是否提交与人大审查的决定。
2， 程序中的受理环节。
宪法监督程序启动后要正常进行，必须是要启动的理由得到宪法监督机关的认可，也就是通常所讲的是否可以得到受理，这是监督程序的第二个环节。
受理环节在不同宪法监督体制的国家做法也是大相径庭的。一方面表现为受理机关的不同，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受理的具体条件不同。对此德国的做法是比较典型的，规定当事人向宪法法院提出要求解决的宪法性争议的申请，依据《联邦宪法法院法》第23条第1款是规定，必须符合两个条件：①是以书面形式提出。②必须注明理由和提供必要的证据。对此，西班牙等国还强调了有关当事人诉讼资格的问题，以及为了维护宪法的最高权威性，美国采取的穷尽其他救济方式的原则，当然穷尽原则的适用是有相当严格限制的。
针对受理环节，笔者认为主要是针对有关行为的合宪性审查，对法律法规的审查主张法定提交，宪法监督机关就必须依法作出审查，因此并不存在受理的问题。在受理的具体要件上，是否以书面形式提出并不是必要的条件，口头方式同样应当适用，甚而要考虑少数民族可以采取本民族语言提出申请的权利。当然说明理由和提供必要的证据则是应当具备的，此外还应当考虑行为与结果的因果关系，这对分析行为的合宪性也是相当重要的。
3， 程序中的具体审查环节。
这是宪法监督程序的主体所在，是最主要的关键部分。在司法审查制国家往往被称为宪法诉讼的审理程序，主要包括证据认定、具体审判规则、时效制度、审级制度等问题。这样的程序设计类似于普通诉讼程序，德国的做法即是如此。而在议会制国家，这一程序又被称为审议程序，往往包括召集议会、听证程序、具体审议程序等。当然，这种审议程序也被某些司法审查制国家所采用，如《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的联邦宪法性法律》规定的宪法监督程序。
在我国由于明确规定了，宪法监督的方式即事前审查和事后审查方式，所以具体审查程序要与之相适应。但这种审查方式适用于法律、法规的合宪性审查。笔者认为，引入审议程序是有必要的，人大的专门委员会是将有关行为的合宪性审查问题提交于人大和人大常委会，从而，由此进入审议程序，根据有关材料的内容及相关证据，并且允许行为人做相应的陈述，通过会议和表决的形式作出是否合宪的决定。
4， 程序中的判决与决定环节。
在司法审查制国家，宪法审查的判决与一般民事、刑事案件的判决相同或类似，采取判决书的形式，对有关行为作出处理和制裁。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法》第30条规定，联邦宪法法院根据自由心证，依据言词辩论的内容和调查证据的结果，经过秘密评议，作出裁判。但在非司法审查制国家，一般在审议后即采取表决的形式作出决定，然后通过公告的形式产生公示力，从而对有关行为是否合宪作出的认定。我国也因采取决定的程序，即与审议程序相结合在审议表决后作出决定，之后予以公示，这种决定的效力是应产生最终的效力，也就是说，不存在宪法审查制国家可能因裁判形式而引起上诉程序。
可见，我国宪法监督程序的设计，实际是针对审查对象分为两种情形来设计：一方面针对法律、法规，因为我国现有的宪法审查制度对此规定的较为详尽，程序的设计也相对简单。另一方面，则针对有关行为的合宪性审查，设计的程序包括了上述的四个主要部分。当然，具体细化的程序，如是否需要在审议程序中增加听证程序、是否要采取回避程序、以及是否要在决定程序后增加复议程序，则应结合我国当前的宪法监督体制状况，做具体量化设计时应当慎重考虑的问题。
中国保监会关于印发《保险资金委托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保监会关于印发《保险资金委托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保监发〔2012〕60号
各保险集团（控股）公司、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
为规范保险资金委托投资行为，防范投资管理风险，切实保障资产安全，维护保险当事人合法权益，我会制定了《保险资金委托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一二年七月十六日
保险资金委托投资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保险资金委托投资行为，防范投资管理风险，切实保障资产安全，维护保险当事人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保险集团（控股）公司和保险公司（以下统称保险公司），将保险资金委托给符合条件的投资管理人，开展定向资产管理、专项资产管理或者特定客户资产管理等投资业务，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投资管理人，是指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符合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保监会）规定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证券公司、证券资产管理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公司）等专业投资管理机构。
第三条 保险公司开展保险资金委托投资，应当建立资产托管机制，并按照本办法规定选择投资管理人。保险公司委托投资资金及其运用形成的财产，应当独立于投资管理人、托管人的固有财产及其管理的其他财产。投资管理人因投资、管理或者处分保险资金取得的财产和收益，应当归入委托投资资产。相关机构不得对受托投资的保险资金采取强制措施。
第四条 中国保监会负责制定保险资金委托投资的政策规定，依法对委托投资和受托投资等行为实施监督管理。
第二章 资质条件
第五条 保险公司开展委托投资，应当满足下列要求：
（一）具有完善的公司治理、决策流程和内控机制；
（二）具有健全的资产管理体制和明确的资产配置计划；
（三）财务状况良好，资产配置能力符合中国保监会有关规定；
（四）建立委托投资管理制度，包括投资管理人选聘、监督、评价、考核等制度，并覆盖委托投资全部过程；
（五）建立委托资产托管机制，资金运作透明规范；
（六）最近三年未发现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第六条 保险公司开展委托投资，受托的投资管理人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公司治理完善，市场信誉良好，具有国家有关部门认可的资产管理业务资质；
（二）具有健全的操作流程、内控机制、风险管理及稽核制度，建立公平交易和风险隔离机制；
（三）具有丰富的产品线，稳定的过往投资业绩；
（四）设置产品开发、投资研究、投资管理、风险控制、绩效评估、咨询服务等专业岗位；
（五）具有稳定的投资管理团队，拥有不少于15名具有相关资质和投资经验的专业人员，其中具有5年以上投资经验的不少于5名，具有3年以上投资经验的不少于5名；
（六）最近三年未发现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第七条 保险公司选择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开展委托投资，该公司除符合第六条规定外，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注册资本不低于1亿元；
（二）管理资产余额不低于100亿元；
（三）具有一年以上受托投资经验。
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受托管理关联方机构的资金，不受前款第（二）、（三）项的限制。
第八条 保险公司选择证券公司或证券资产管理公司开展委托投资，该公司除符合第六条规定外，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取得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资格三年以上；
（二）最近一年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资产余额（含全国社保基金和企业年金）不低于100亿元，或者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受托资金余额不低于50亿元；
（三）接受中国保监会涉及保险资金委托投资的质询，并报告有关情况。
第九条 保险公司选择基金管理公司开展委托投资，该公司除符合第六条规定外，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取得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资格三年以上；
（二）最近一年管理非货币类证券投资基金余额不低于100亿元；
（三）接受中国保监会涉及保险资金委托投资的质询，并报告有关情况。
第三章 投资规范
第十条 保险资金委托投资范围，限于境内市场的存款、依法公开发行并上市交易的债券和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及其他金融工具。保险资金投资金融工具的品种和比例，应当符合中国保监会规定。
第十一条 保险公司开展委托投资，应当按照规定和内控要求，完善决策程序和授权机制，确定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经营管理层的决策及批准权限，由董事会承担委托投资的最终责任。
第十二条 保险公司开展委托投资，应当制定投资管理人选聘标准和流程，综合考虑风险、成本和收益等因素，通过市场化方式，合理确定投资管理人数量。
第十三条 保险公司开展委托投资，应当与投资管理人签订委托投资管理协议，载明当事人权利义务、关键人员变动、利益冲突处理、风险防范、信息披露、异常情况处置、资产退出安排以及责任追究等事项。
保险公司应当根据保险资金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制定委托投资指引，合理确定投资范围、投资目标、投资期限和投资限制等要素，定期或者不定期审核委托投资指引，并做出适当调整。
第十四条 保险公司与投资管理人应当按照市场化原则，根据资产规模、投资目标、投资策略、投资绩效等因素，协商确定管理费率定价机制，动态调整管理费率水平，并在委托投资管理协议中载明。
第十五条 投资管理人受托管理保险资金，应当履行以下职责：
（一）严格遵守委托投资管理协议、委托投资指引和本办法规定，清晰制定投资说明书，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的管理义务；
（二）持续评估、分析、监控和核查保险资金的划拨、投资、交易等行为，确保保险资金在投资研究、投资决策和交易执行等环节得到公平对待；
（三）依法保守保险资金投资的商业秘密；定期或不定期向保险公司披露受托资金配置状况、价格波动、交易记录、绩效归因、风险合规及投资人员变动等信息，为保险公司查询上述信息提供便利和技术支持；
（四）对不同保险公司和不同保险产品的保险资金进行分账和分类管理。
第十六条 投资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公司应当及时解聘或者更换投资管理人：
（一）违反保险资金委托投资管理协议约定；
（二）利用保险资金财产谋取不正当利益，或者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三）与受托管理保险资金发生重大利益冲突；
（四）投资管理人解散、依法被撤销、破产或者由接管人接管其资产；
（五）不再满足受托管理保险资金业务资质；
（六）中国保监会规定或保险资金委托投资管理协议约定的其他情形。
第四章 风险控制
第十七条 保险公司应当根据保险资金风险收益特征，加强资产配置管理，优化投资资产结构。
第十八条 保险公司选聘投资管理人，应当开展审慎尽职调查：
（一）充分论证投资管理人的投资管理能力，包括人员配备、收益水平、系统配置、技术支持等方面；充分评估投资管理人的信用风险、操作风险、道德风险和法律风险等风险管理能力；
（二）根据投资管理人过往投资业绩、风险特征以及管理经验等指标，实行动态业务授权管理或者比例管理；
（三）定期分析潜在利益冲突，并制定应急管理预案。
第十九条 保险公司应当定期评估投资管理人的管理能力、投资业绩、服务质量等要素，跟踪监测各类委托投资账户风险及合规状况，定期出具分析报告。发生重大突发事件，保险公司应当立即采取有效措施。
第二十条 保险公司可在规定范围内，授权投资管理人运用远期、掉期、期权、期货等衍生产品，管理和对冲投资风险，且不得用于投机。
第二十一条 保险公司应当建立完善的风险防范和控制机制，配备满足业务发展需要的风险监测和信息反馈系统。
第二十二条 保险公司应当建立委托投资责任追究制度，高级管理人员和主要业务人员违反规定，未履行职责并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追究责任。涉及非保险机构高级管理人员和主要业务人员责任的，保险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和合同约定，追究其责任。
第二十三条 保险公司开展委托投资，应当建立投资资产退出机制，有效维护保险资产的安全与完整。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四条 保险公司开展委托投资，应当向中国保监会报告，并提交以下书面材料：
（一）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有关开展委托投资的决议；
（二）公司治理、决策流程、管理体制及内控机制的说明；
（三）资产管理部门、岗位设置及专业人员资质的说明；
（四）委托投资管理制度；
（五）委托投资资产配置计划；
（六）选聘投资管理人情况和签订的相关协议。
第二十五条 投资管理人受托管理保险资金，应当向中国保监会报告，并提交以下书面材料：
（一）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有关开展受托管理保险资金的决议；
（二）受托管理保险资金的可行性报告；
（三）受托投资管理制度和风险控制制度；受托投资管理部门、岗位设置及专业人员资质和经验的说明；投资管理信息系统的说明；
（四）国家相关部门颁发的资产管理业务许可证明；开展业务情况、管理资产规模、过往业绩说明及有关证明文件。
第二十六条 中国保监会将定期检验、跟踪监测保险公司及其投资管理人的投资管理能力，必要时可以聘请中介机构协助检查。
第二十七条 保险公司开展委托投资，应当于每季度结束后30个工作日内和每年4月30日前，分别向中国保监会提交季度报告和年度报告，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一）保险公司对投资管理人及委托投资资产，开展持续监测和绩效评估等情况；
（二）委托投资资产风险、投资及合规状况和危机事件等状况；
（三）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审慎性内容。
第二十八条 保险公司应当在下列情形发生5个工作日内，向中国保监会报告：
（一）变更投资管理人或托管人；
（二）发生与委托投资有关的重大行政处罚、重大诉讼或者其他重大事件；
（三）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九条 投资管理人应当于每年4月30日前，就受托管理保险资金情况，向中国保监会提交年度报告，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一）执行委托投资指引情况；
（二）投资交易、资金清算和资产托管情况；
（三）主要风险及处置、资产估值及收益情况；
（四）向保险公司披露信息情况；
（五）经专业机构审计的保险资金投资的财务报告；
（六）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审慎性内容。
除上述内容外，投资管理人还应当报告其投资管理能力变化、监管处罚、法律纠纷等情况。
投资管理人发生重大诉讼、受到重大行政处罚以及投资管理能力明显下降或者发生其他重大事件的，应当立即采取有效措施，防范相关风险，维护其受托管理保险资产的安全完整，并在5个工作日内向中国保监会报告。
第三十条 保险公司开展委托投资的相关当事人，向中国保监会报送的材料，应当真实、准确、完整，不得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符合有关监管规定。
第三十一条 保险公司开展委托投资，违反本办法规定的，中国保监会将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投资管理人及有关当事人违反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本办法规定的，中国保监会将记录其不良行为;情节严重的，中国保监会有权责令保险公司予以更换。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二条 中国保监会对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受托投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废止《关于暂不允许委托证券公司管理运用资产的通知》（保监发〔2000〕67号）的规定。其他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由中国保监会负责解释和修订，自发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