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司法能力，本文要讲的司法能力是有限的“不据法司法”能力，是指在司法中遇到没有直接可适用的法律，或遇到看似可适用的法律，但适用的结果却无法化解矛盾或冲撞社会公平正义底线时，能依靠社会、政治经验的直觉寻找到正确判决所体现出来的办案能力。如果法官都是些能凭直觉或万无一失的本能便始终在各个案件中发现正确判决的圣贤，那么施行这种“不据法司法”的做法也许是可能的。但是在一个人们极易作出失误判断的复杂的社会中，培养这样的法官是很难的。可如果法官在应用法律规则的同时，多一些睿智、社会、政治的直觉或有原则的本能，那在各个疑难案件中发现政治、社会、法律效果一致的正确判决将成为可能。笔者就是希望通过本文寻找这种可能。
2007年，当笔者第一次听到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大法官、大检察官座谈会上指出，要始终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时，笔者感觉到自己不知道是法律的工作者还是政治工作者，困惑了。然而在笔者看过徐振博法学博士的《“三个至上”寻找中国特色的司法体制改革之路》之后，对“三个至上”所体现的法律哲学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三个至上”不仅旗帜鲜明开创了有中国本分的法律哲学，而且也为广大法官司法提供了社会、政治的直觉和思想方法。特别在遇到非常规案件、根据具体法条材料常常得不出社会可接受的答案时，“三个至上”的法理哲学更显现出能为法官司法开启智慧之门的导引作用，为正确判决探出途径的方法作用。全文共7189字。

关键词：三个至上 锤炼 司法能力

以下正文：
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这样情况，从形式上看办案没有问题，但社会矛盾就是得不到有效化解，有时候还崩塌法院形象，毁损了从点滴建立起来的司法公信力。如“天价逃费案”，该案被告时建锋在自己的货车上安装假军牌，共逃费2361次， 价款368余万元。法院审理后以诈骗罪判处其无期徒刑。此案宣判后一时舆论哗然。该案属于典型的机械办案、就案办案，不注重判决是否与社会直觉的公平正义差距的结果。又如“许霆案”，因自动柜员机系统升级出现异常，许霆连续170余次取款174000余元。一审法院认定许霆犯有盗窃金融机构罪，判无期徒刑。此案判决引发社会的广泛质疑后，重审判其5年。该案属于遇到看似可适用的法律，但适用的结果直接冲撞了广大民众在历史传统中形成的公平正义底线的结果。再如“二奶继承案”。四川省黄某死前立下遗嘱并公证，将财产一半遗赠同居的张某。张根据遗嘱索要遭拒绝，遂诉法院并获判得财。此案经媒体报道后引发全国广泛争论后，二审判决黄将遗产赠送给“第三者”的行为违反了民法通则第7条“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该案二审属于兼顾了需要政治判断和考量，才很好地维护和倡导社会公平正义的结果。上述三个案件在司法实践中是经常遇到的，可办案结果均却给法院形象带来巨大负面影响。这些案件的存在不仅考验了法官运用法律规则能力，也考验了法官对社会的回应能力和对政治的判断力。同时也考验了法官在政治、社会和法律之间的平衡力。从上述一些案件看来，法官具有娴熟的业务知识是不够的，他还应具有一定的社会经验和锐犀的政治判断力。娴熟的业务知识通过系统学习可以获得，而社会经验和锐犀的政治判断力则通过什么样渠道可以历练取得呢？在这个复杂变化的时代有没有一种可以照亮了法官的思想空间，使他们视野度更高、世情更练达准则存在呢？笔者认为“三个至上”具有“不据法司法”的司法直觉，她可以作为一种法治原则和精神存在，而且能为法官穿透上述案件提供智慧之源。为此笔者就如何用“三个至上”这个“不据法司法”的司法直觉锤炼法官穿透疑难案件的司法能力谈几点看法。
一、“三个至上”旗帜鲜明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的三个层次法理哲学。
一个法官对案件的穿透力取决于他对法律的社会价值功能的认知程度，也是对法律哲学的认知程度。什么是法律哲学？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法律哲学，就是法律这一社会现象与产生它的经济、社会以及人类社会中国家、政治、民族、伦理等的基本关系问题的基本观点。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代表和全国大法官、大检察官座谈会上提出的“三个至上”，显然不是结构复杂的法律网络某个点，而是可以把组成这个网络的各个头绪编织在一起，居于有中国特色的司法科学系统的最高层次的理论基石。她不仅能作为寻找中国特色的司法体制改革之路的理论，而且是中国实现更高程度司法公信力的法律哲学。⑴她鲜明地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分别体现在 “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三个层次的要求。同时为法官司法提出明确目标，为法官司法依次递进设了三道标准，培养了三个方向直觉。
（一）法律至上的直觉。
“三个至上”为法官司法提出了第一层要求，设了第一道标准直觉是宪法法律至上。法官司法，首先要严格依法。司法的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公正。特别在我国法官数量众多，为保证法律的统一，一定需要比较强有力的法院组织结构；一定需要法院内部比较强有力管理审判权力的组织；一定需要坚持宪法法律至上的社会主义法制理念，必须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二）人民需求的直觉。
“三个至上”为法官司法提出了第二层要求，设了第二道标准直觉是人民利益至上。坚持人民利益至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核心的价值追求。我国的司法是人民司法，司法权来自人民，属于人民。各项司法制度都是由人民在司法实践中创造、确定的，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人民司法必须坚持人民利益至上，为人民司法，靠人民司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与一切剥削阶级司法制度最本质的区别，也是这一司法制度能够始终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的根本原因。⑵
（二）党要求的直觉。
“三个至上”为法官司法提出了第三层要求，设了第三道标准直觉是党的事业至上。“三个至上”旗帜鲜明体现了党的意志，是一个国家政治性的法律观。马克思观点认为，司法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上层建筑的重要内容，其反映的必然是执政阶级的意志，维护的必然是执政阶级的事业。“三个至上”把‘党的事业至上’放第一高要求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法律哲学观点。
在我国，所谓“法律的政治性”，很容易被误解。其实，法律的政治性，她首先指法官在法律无法具体适用的开放领域的被迫的“偶尔依照社会需求、大局要求创造性、能动性司法”，她也是指法官在运用法律规则所做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并不一定是刻意追求)对政党或政党纲领的忠诚，或对与政党或党纲都无关的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的认同，但她决不是要把法律工作者都变为政客。很显然“三个至上”要求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必须从政治、人民的角度去理解和执行法律，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法律哲学观点，也是我党第一次旗帜鲜明提出有中国特色的三个层次法理哲学。
二、“三个至上”为法官提升司法能力的通道上开启三道门
提升法官司法能力，通常是指提升法官运用法律规则的能力，然而遇到非常规案件时，仅具有运用法律规则的能力是显然不够的。特别在我国职业制法官体系中，走的大致是高中、大学本科，经司法考试进入司法，他们基本上是一辈子在法院官僚体系中一级级晋升，社会地位不高，社会经验、政治经验缺乏，此等情景下，如果遇到无可适用法律时，拿不准时脉，切不着时搏正常。有的人会说，为什么不走英美法官之路，从旁门进入司法系统，从较多社会经验和政治经验人群中挑选法官。如果选择美国的旁门制，法官数量就必须大大减少，可以想象中央政府或全国人大来挑选9甚至50位大法官，仅挑选和任命就会很成问题。另一个问题法官少了，又如何能以目前的模式有效处理中国目前正大量涌向各级法院的各类常规的社会纠纷？行不通。目前要提高法官司法能力，要保证法律的统一，一定需要比较强有力的意识教育，锤炼一批比较有政治社会经验、知识和能力处理棘手的重大问题的法官队伍，而“三个至上”恰恰能为这种强有力的法治理念教育指出道路，开启了智慧之门。
（一）“三个至上”言简意赅为法官司法开启掌握政治、社会、法律三道思考之门。
“三个至上”法律哲学内涵虽然不能提供法律适用的具体知识和技能，但她能确立一种信念尺度、立场态度和思想方法。“三个至上”法律哲学内涵可能给不出我们解决具体法律问题的答案，却指给法官如何去找到正确答案的三道门。第一道是简单案件运用法律规则司法；第二道是复杂案件在很难寻找到可运用的法律规则基础上，或如果适用的法律的结果直接冲撞了广大民众在历史传统中形成的公平正义底线时要充分考量社会的接受点和需求层面问题，应寻求人民、社会需求点而办案；第三道是遇到疑难案件在运用法律规则有问题时，或如果适用时滞性的法律，适用结果直接冲撞社会大局时应充分考量社会需求点和政治效果而司法。也许有的人会这样认为，“三个至上”的三道坎，如此的要求泛化了，太政治化了，其实不然。马克思观点认为，任何的社会需要、法律等等都应当从社会上、政治上考察，即从整个国家的观点、从该问题的社会意义上来考察。而“三个至上”就是我国国情决定的，是由我国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综合决定的。也就是说，“三个至上”的政治属性、社会属性和法律属性是必然的，不是人为可以着意添加或者删减的，这是我们当代法官必须坚定的法律信念基本观点。在这里我们更可喜看到“三个至上”除了为法官司法提供了三个适用法律的依法着力点外，还为我们法官司法照亮思想空间，开启三道门，提出了三个目标。
（二）“三个至上”为法官提升法律哲学素养开启了历练之门。
实践中，一些法官难免会认为，法律哲学是难懂的学问，离实务太远，甚而恐“哲”畏“哲”，这一点笔者也认同。然而在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后，情况就有所不同了，有鲜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哲学变得纲领性和现实性了，言简意赅，而且融汇政治、社会和法律和司法实践的智慧结晶，比起那些关在象牙塔里的法律哲学研究肯定更具有活力的，更易理解，更易掌握。当然，“三个至上”作为有鲜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哲学也有其理论性一面，“三个至上”本身贯穿着司法经验总结和中国本分的法治精神，但法理的因素不仅是造就现实的法律的理论依据，而且是修正现实法律弊端的重要理论力量，只要方向准路对，智慧之门的开启就剩下的只是理论层面问题，功可利器。旗帜鲜明的东西让人旗帜鲜明易理解、易掌握。当代中国法官人格必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哲学用中国的方式去塑造、去充养。法律哲学不是现成的知识，法律哲学在法律人的不断反思和批判中得以生成和丰富。优秀的法官正是在有鲜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哲学的熏染和引导下，才逐渐形成了捍卫党的事业、服务人民、忠诚法律的法律人格，而这是任何具体法律知识所无法企及的。⑶“三个至上”以其鲜明的党理、人文和法理立场弥补了法官可能在某具体应用法学上的局限和不足，使其依凭法律的价值和意义同样可以洞见在不同部门法中显现着的公平与正义的思想光辉。“三个至上”鲜明中国特色法律哲学不仅是法官形成现代法治理念所需要的法律思维方式，更是为法官开启了其法律人格、素养并巩固其对审判职业情感认同的历练之门。
三、“三个至上”为法官实践提供递进的思想方法
“三个至上”法律哲学是对我国法律这一社会现象进行的最基本、最一般、最理论化层面的分析，她在法官思考实践领域中起到最基础的作用，“三个至上”法律哲学素养不仅能提升法官运用法律的活力和生命力，而且能够弥补法条适用的漏洞。换个角度来说，我国法律是一个结构复杂的网络，而“三个至上”法律哲学价值内涵就是把组成这个网络的各个头绪编织在一起，她不仅居于法律科学系统的最高层次，也是构筑法官法理观和法治观的理论基石。在司法实践中遇到非常规案件、根据法条决策材料常常得不出社会可接受的答案时，“三个至上”法律哲学内涵为法官寻求政治效果、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提供了递进的思想方法，也为法官作出正确判决提供了递进的途径。
所谓的司法递进思想方法，是指法官司法办案，不仅依法，而且还要根据案件需要递进考虑案发当地的人民需求、社会实际、政治要求。“三个至上”告诉我们法官递进的思想方法不能脱离中国国情，必须符合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观念，必须能够回答我们身边的问题。要做到既能解开当事人之间的“法结”，又能解开当事人之间的“心结”。那种机械办案，不重视矛盾有效化解，往往导致案件处理形式上合法，实际问题却不能决的后果，久而久之必然引发当事人对政法机关甚至对党委、政府、国家的积怨，进而加剧上访、闹访现象，甚至酿成极端事件。因此，司法办案寻求政治效果、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是“三个至上”递进思想方法的核心价值，也是“三个至上”法律哲学的必然。
当然，坚持司法为政治服务，并不代表两者可以合为一体，法律毕竟是以自己稳定的规则的形式服务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国鲜明的政治性与彻底的人民性相统一的司法制度，人民法院确立“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的指导思想，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工作主题，既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符合人类各种司法制度及其活动的共同发展规律。⑷法官讲政治、顾大局，其实就是在践行马克思主义法律哲学，在运用“三个至上”法律哲学去开展审判活动，谓之能动司法。那些反对法官角色政治化的意见或观点不仅不符合实践，在理论上也不能自圆其说，应当旗帜鲜明地予以反驳。西方法学家基于他们的利益追求和价值观念也承认，法律是调和、协调、折中这些彼此相交和冲突的利益的努力，“法律旨在创设一种正义的社会秩序”。司法作为统治阶级组织起来的国家协调利益、化解矛盾的基本方法，无不追求符合本阶级利益的和谐。我们办理案件，公正司法，就是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去化解矛盾，实现安定，促进和谐。
四、“三个至上”是法官思考实践的价值目标
随着社会的转型，矛盾纠纷越来越多地涉及到多样化的主体、多层次的社会关系以及多领域的利益冲突，趁势越来越复杂化，有的单靠技术手段或司法手段是难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迫使我们法官除了掌握一定的社会经验和政治经验外，还必须熟练掌握“三个至上”的法律哲学内涵，才能有效化解有政治意义或有社会意义的社会矛盾，而且随着社会发展这种需求会日益增加。特别遇上下列三种情形案件就更需要有政治上、社会上敏锐和犀利。⑸首先，遇到没有直接可适用的法律但必须且只能由法官通过“解释法律”——其实是“偶尔立法”——来解决的新现象，例如侵权案的“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问题。⑹其次，遇到看似可适用的法律，但适用的结果直接冲撞了广大民众在历史传统中形成的公平正义底线，也需要运用政治判断才能有效解决，例如“许霆案”。⑺第三，由于社会价值日益多元，以及民众对相关信息了解有限，法院无论如何判决，都可能引发很多争议，但法院只能也必须基于社会的核心价值(即罗尔斯的“重叠共识”)做出一种显然有政治意味的选择，例如所谓的“二奶继承案”。因此需要政治判断和考量是法官维护和倡导社会公平正义的必需。
当然应用“三个至上”来政治判断和政治考量不等于直接套用和搬用执政党方针、纲领或政策，这种做法应当反对。它可能会破坏政治和法律区分，结果既不利于政治，也不利于法治。但至少在上面提及的这三种情况下，法院和法官则必须以规则治理的方式承担起无法推卸的政治责任。否则，法院的司法合法性和权威性就会受侵蚀；短期的民粹一定会转换成为媒体的舆论压力，党、政、人大等机关会对司法机关施加强大、直接的压力，而这会极大冲击司法独立的发展。“天价逃费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换言之，政治性判断不是应当不应当的问题，而是不可避免的。
在法官处理难办案件之际，除了考虑法律之外，必须考虑系统的后果——对社会，对整个政治制度。法官当然首先必须依法，但他还必须考虑政治、社会和法律效果。如果司法结果直接与社会的基本道德和社会共识或当代中国人的公平正义观相抵触，这样的判决在社会中一定不会被视为公正的判决，并最终会变成是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例如“许霆案”。⑻有社会考量或政治判断并不必定是追求司法社会化、政治化，而恰恰是为了避免司法社会化和政治化。
五、“三个至上”是法官化解社会矛盾能力的不竭源泉
当代中国法官在担当评价纠纷本身是非标准的同时，还必须兼顾化解纠纷的内在矛盾，与西方法官相比多了个行政角色，在这种要求下，我们的法官要是仅仅持法条主义，不兼顾政治问题是很难在处理“难办案件”之际寻找到有效的方法。如何才能兼顾好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提高化解社会矛盾能力呢？笔者认为熟练掌握“三个至上”法律哲学内涵将可以为化解社会矛盾能力探出有效途径起导引作用。这是因为：
（一）“三个至上”为法官化解社会矛盾时兼顾好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提供原则标准和要求。在处理社会矛盾时兼顾好政治问题决不等于直接套用和搬用党的政策。政党方针、政策众多繁杂，作为法官要熟练掌握和运用众多法律法规已实属不易，在兼顾问题上不必被要求到能适用或套用政党方针、纲领或政策能力，这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如果法官能有一种让其能凭直觉或万无一失的本能便始终能在各个案件中兼顾好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方法吗？如果有就是“三个至上”，只有她的科学内涵能让我们法官有一种“不据政党方针、纲领或政策而就能兼顾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来司法，“三个至上”的几个字就能让法官一览全局，如此司法易行、易通、易取得效果，特别在一个人们极易作出严重失误判断的不完善的社会中，这更是科学之道。因此，法官司法，首先必须做到熟练掌握“三个至上”法律哲学内涵，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二）“三个至上”的三个内在关联性要求为法官化解社会矛盾时铺阶搭梯。相对于社会生活的丰富内容和不断发展，法律具有原则性和滞后性。如果我们承认任何法律均存在漏洞或不足，那么法官简单地依法条办案就不可能做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处理疑难案件、解决疑难问题，往往没有现成的、明确的法条可循，政治因素或者说是政治后果往往能左右司法决定，每个正确的法律解决办法都是正确的伦理解决办法或者政治解决办法。法律哲学上有个经典的例子：当遗嘱人被继承人杀害，是否允许该继承人继承遗产呢？此时就有尊重遗赠意愿和任何人不能因犯罪而获利这两个法律原则的矛盾。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疑难案件。这时我们就应该跳出法律的规定，撇开这两个都可以用又都不好用的原则。可以换个思路，从遗嘱人的真实意愿上来考虑问题。如果遗嘱人知道继承人会杀害他，他还会愿意让继承人获得遗产吗？这样的思维方式、解决办法，就是“三个至上”法律哲学的运用，也可以说是能动司法，效果会是好的。⑼
没有“三个至上”法律哲学的指导、引领，法官的司法审判实践很容易成为法条指挥下的机械操作，一旦遇到立法滞后等情形，就会难以适从。“三个至上”，就在于不断提醒法官使他们自觉地从僵化的教条中解脱出来。“三个至上”不只是作为一种指导而存在，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法律原则和精神而存在。研究法律问题，有时必须跳出法律；研究具体案件，有时必须跳出具体案件；研究有中国国情疑难案件时，有时必须跳出具体法条，用“三个至上”、用法律原则和精神更能寻找到办案的方向。
因此说，“三个至上”的科学内涵和理论不仅能够作为法官的法律思维和司法方法，而且是法官穿透疑难案件的智慧之源。(福建省漳平市人民法院)
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全国少工委


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全国少工委关于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的意见

（一九九二年二月十二日）

　

（一）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学雷锋、树新风活动又一次广泛兴起。1990年，江泽民、杨尚昆、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笔题词，接见学雷锋先进代表，发表讲话，鼓舞群众掀起了新的学雷锋热潮。在两年中，学雷锋活动取得了新的成果，有了扎实的发展。

1. 学雷锋活动向有组织有领导发展。1990年元旦以来，共青团和青联、学联、少先队各级组织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统一思想，振奋精神，突出“学雷锋精神，做四有青年”和“学赖宁，做党的好孩子”的主题，以全国230个大中城市为重点，统一部署，集中开展了以宣传雷锋、服务群众、造福社会、传播新风等为主要内容的学雷锋活动。两年来，每年都有亿万青少年、逾百万团支部投入这项活动，其声势规模多年少有，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在群众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全国青少年的集中统一活动，带动了各地学雷锋活动的开展，起到了以日促月，以月促年的作用。目前，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学雷锋活动，已在全团上下形成共识。通过这种集中性的活动，广大青少年在实践中受到教育，更多的群众在社会宣传中受到了影响，为进一步开展学雷锋活动，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2. 学雷锋活动向经常化、制度化发展。多年的实践证明，深入进行学雷锋活动，必须建立有效的工作机制。这两年，各地做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团的各级领导机构普遍加强对学雷锋活动的领导，精心部署，定期研究，具体指导。团中央把学雷锋列入《共青团“八五”期间建设、改革、发展的规划要点》中。各省、市、自治区团组织，也制定了深入开展学雷锋的规划，目标明确，内容具体。学雷锋的各类组织更加广泛普及，活跃在城乡各地，常年开展服务，在学雷锋活动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各地建立和实施的“共青团学雷锋责任区”、“共青团文明小区”和“温暖工程”，定点、定员、定任务，包人、包户、包服务，方便了群众，服务了社会，传播了新风。为了表彰和鼓励学雷锋的突出典型，一些省市设立了“学雷锋青年英雄奖励基金”。通过规章制度的建设，使学雷锋活动向经常化、制度化方向迈出了可喜的步伐。

3. 学雷锋活动向服务社会与立足本职有机结合发展。在学雷锋活动中，需要一定的形式。不组织必要的社会活动，就难以形成一定的规模和热潮。基于这种认识，全团以重要节假日为契机，选准人民群众关心的治理“脏、乱、差”等问题，组织开展了清洁环境、维持秩序、绿化美化、优质服务等活动，许多党政领导带头参加，各行各业积极支持。两年来，许多地方的市容、厂容、店容、校容有了较大改观，植树造林、栽花种草的规模和成果超过以往水平，城市交通秩序也有一定好转。各地涌现出的青少年服务队、综合包户小组、助耕包户队、贴心人小组、帮教小组，走进大街小巷，深入群众家庭，温暖了千家万户，传播了无私奉献的共产主义精神，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情欢迎。同时，注意了结合本职工作学习雷锋。去年，中宣部、国务院办公厅、全国总工会、团中央联合召开了“岗位学雷锋、行业树新风”座谈会，十几个部委介绍了本系统学雷锋的情况和做法。国家教委、团中央还在抚顺联合召开了“全国中小学学雷锋现场会”。各行各业，特别是企业、服务业的团组织发动青年职工，围绕调整结构、提高效益、搞活流通、优质服务、发展生产，开展了“岗位学习、岗位奉献、岗位成才”等活动，取得了明显的经济、社会和人才效益。实践证明，社会性的学雷锋活动给岗位学雷锋创造了良好的内外条件，岗位学雷锋也为社会性学雷锋注入了动力。

4. 学雷锋活动向军地联谊、军民共学发展。多年来，人民军队始终走在学雷锋的前列，为全国人民树立了榜样。共青团和军队，紧密合作，互相促进，连手共学，成立共学小组，制定共学规划，开展共学活动，推广共学经验，给学雷锋增添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在学雷锋活动中，广泛开展的“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军民共建”活动有了新的发展，进一步密切了军政、军民之间的血肉关系和鱼水深情；共同开展的形式多样的便民服务活动，得到军地领导和人民群众的赞扬和好评；由军地学雷锋优秀青年组成的演讲报告团，深入基层，深入部队，宣讲学雷锋的事迹和感受，使广大军地青年受到了形象、生动、具体的教育；发挥军地优势，共同建立的“学雷锋责任区”，使军地学雷锋活动走上了更加扎实健康的发展道路。

　

（二）

　

在各级党政领导重视、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在各级团干部和广大青少年的共同努力下，学雷锋活动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效果：

1. 促进了“一手硬、一手软”状况的转变，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受到了严重的削弱。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思想政治工作出现了新的转机。学雷锋活动的开展，适应了党的要求和新形势的需要，不仅对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大环境的形成起到促进作用，而且丰富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内容，拓宽了思想政治工作途径，使普遍开展的爱党爱社会主义教育更为具体有效。

2. 推动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通过开展学雷锋活动，雷锋又回到了人民的心中，雷锋精神又重新在社会上得到发扬光大。先人后已、助人为乐的新人新事增多，正气上升，歪风邪气减少、社会风气有一定好转；微笑服务、文明服务、优质服务增多，各地出现了不少文明单位、文明岗位、文明青年；综合包户，扶贫帮困，尊老携幼，送去了党和政府的关怀，献上了广大青少年的爱心，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温暖、关心人、理解人、帮助人的风气日益浓厚。同时在学雷锋活动中，军民合作，城乡联谊，厂校挂钩，齐抓共建，促进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3. 增强了共青团组织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学雷锋活动的广泛开展，给团组织注入了蓬勃的活力。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作用，得以进一步发挥，激发了团员的政治热情，活跃了团的工作，促进了团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为青年创造了健康成长的环境，吸引和教育了青年，许多青年靠近了团组织。同时，扩大了共青团的社会影响，使各界更多地了解了共青团，树立了共青团在社会上的良好形象。

4. 展示了当代青年的精神风貌和本质特征。在学雷锋活动中，亿万青少年倾注了巨大的热忱，愈来愈多的青少年，通过读雷锋故事，看雷锋电影、唱雷锋歌曲，了解了雷锋，熟悉了雷锋，认识了雷锋；愈来愈多的青少年，自觉地走上社会，深入群众，以多种形式，宣传雷锋事迹，实践和弘扬雷锋精神，学雷锋先进青年、英模人物大量涌现。两年中，团中央表彰了100个学雷锋先进集体和个人，各地也宣扬了一批先进典型。他们的奋斗精神和感人事迹，在全社会引起反响，受到各级领导、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赞扬。

　

（三）

　

学雷锋活动取得一定成绩，要充分肯定。但也存在需要认真解决的一些问题。部分青年群众对学雷锋信心不足，担心不解决问题，在有些单位、农村和偏远地区存在“死角”；社会上有些人对学雷锋活动存有不同议论，把集中活动说成是“搞形式主义”，把社会上某些人假借学雷锋名义销售积压商品等说成是学雷锋中的问题等，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青少年学雷锋的积极性；在发展商品经济条件下，如何更加有效地开展学雷锋活动，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新课题。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认识上的原因，也有社会上的原因，同时也有活动本身需要加以改进的地方。以此，我们需要具体分析，认真解决。

为了在青少年中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学雷锋活动，现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1. 进一步解决思想认识问题。雷锋精神不仅在六、七十年代影响教育了青年人，而且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社会主义事业面临严峻挑战。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之间激烈斗争的焦点之一是争夺接班人。象雷锋那样具有对党和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有利于引导青少年自觉抵制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在防止“和平演变”的斗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九十年代将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十分关键的十年，面对经济建设的艰巨任务，象雷锋那样具有刻苦学习、钻研技术、热爱本职的精神，有利于激发青少年掌握科学技术、勤奋工作、英勇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发展经济，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艰苦奋斗，建功立业。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礼貌建设中，象雷锋那样树立公而忘私、舍已为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秀品质，有利于提高青少年的思想道德素质，改善人际关系，转变社会风气，提高全体人民的文明水平。因此，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开展学雷锋活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高举共产主义旗帜，培养“四有”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远大计。在思想上必须进一步增强雷锋是长期榜样的观念，用雷锋精神育人的观念，用雷锋精神推动两个文明建设的观念，克服短期临时的观点、消极应付的观点、漠不关心的观点，以更为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从孩子抓起，把学雷锋活动抓紧、抓实、抓住不放，不断有所创新，有所发展。同时，对于有些青年和群众的模糊认识，要加强宣传引导，提高认识，启发自觉。对部分群众思想上存在的“信心不足”等问题，要通过多种形式，做好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并以深入学雷锋的实践力量，帮助消除疑虑，增强信心。

2. 进一步深化学雷锋活动。提高青少年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也是开展学雷锋活动的根本目标。深化学雷锋活动，必须着眼于育人。当前，要注意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处理好学雷锋，做好事与学本质，提高素质的关系。象雷锋那样做好事，是学雷锋的体现，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提倡和坚持，但又不能仅停留在这一层次。重要的是要引导青少年通过做有益于人民、造福于社会的好事，学习和掌握雷锋精神的实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学雷锋应在这本质上下功夫、求深入、见实效。二是处理好社会性学雷锋同岗位学雷锋的关系。社会性学雷锋是深受人民群众欢迎的一种形式，也是实践雷锋精神的有效途径，应该坚持和发展。同时，把学雷锋与各项工作紧密结合，融汇于本职岗位，是深化学雷锋活动的基本要求和根本保证，也是服务社会的集中体现。以岗位学雷锋为主，并不是取消社会性学雷锋，而应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相互促进，深入发展。三是处理好学雷锋集中性活动与经常性活动的关系。结合重大节日，组织开展集中性的学雷锋活动，具有倡导社会、影响群众、带动青少年的示范作用，是实践雷锋精神的必要形式，应该坚持和完善。经常性的学雷锋活动，是从群众中产生，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学雷锋主要形式。强调经常性的学雷锋活动，不是否定集中性学雷锋活动，必要的形式同形式主义是两回事。在开展集中性学雷锋活动的同时，要努力使学雷锋活动坚持经常，持之以恒地向前发展，当前，要把学雷锋活动与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发展经济、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等紧密结合起来。要进一步加强对学雷锋的研究，积极探索学雷锋的新形式、新方法、新途径，努力研究开放条件下学雷锋的新特点、新要求、新规律，使学雷锋活动在创新中深入，在深入中发展。

3. 进一步扩大学雷锋的覆盖面。雷锋作为社会主义时代的楷模，是包括广大青少年在内的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学雷锋活动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需要全党、全社会的热情关心和积极参与。因此，应建议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把学雷锋活动作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作为在实践中教育、培养一代社会主义新人的重要措施，列入本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议事日程，统筹规划，加强领导；城乡和企业的基层党组织，把学雷锋纳入建设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企业的总体部署，认真组织，抓好落实；各行各业结合各自特点，组织好学雷锋活动。各级团组织要全面落实《共青团“八五”期间改革、建设、发展的规划要点》中学雷锋的具体要求，带领青少年更好地发挥生力军作用。当前，特别要扩大学雷锋的各类组织，壮大学雷锋的骨干队伍，完善学雷锋的各种责任区，以此组织和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投身到学雷锋的活动中。

4. 进一步加强学雷锋的宣传。前一时期各级团组织与新闻宣传等部门密切配合，在新闻单位的大力支持下，使学雷锋的宣传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果。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宣传，对于学雷锋活动的深入开展具有重要作用。一是加强对雷锋精神的全面宣传。雷锋精神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也是有内在联系，不可分割的。把雷锋精神作为整体来宣传，才能引导人们正确认识雷锋精神。脱离雷锋精神的整体性，只抓一点，容易曲解雷锋，削弱雷锋精神的普遍意义和教育作用。因此，对雷锋精神的宣传，要力求全面准确,防止片面性,克服随意性。二是加强对学雷锋活动的经常性宣传。既要重视对集中性学雷锋活动的宣传,也要注意宣传经常性的学雷锋活动，用日常发生的学雷锋的感人事迹和可贵精神，影响群众，教育广大青少年，做到长流水，不断线，防止和克服在宣传上的“一阵风”现象。三是加强对学雷锋典型和经验的重点宣传。近两年来，在各条战线，涌现出了许多学雷锋的典型人物，许多基层单位创造了不少学雷锋的成功经验。但是，这方面的宣传做得还不够。为了在广大青少年中树立和发扬学先进、赶先进的良好风气，要充分运用各种新闻舆论阵地和现代化传播手段，有计划、有步骤地宣传典型，推广经验，用榜样的力量感召青年，激励群众。

为了推动今年的学雷锋活动，团中央书记处决定，在3月1日组织一次全团集中性活动日。通过开展各种生动具体的宣传咨询、为民服务、公益劳动、岗位奉献等活动，引导青少年学习发扬雷锋精神，增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观念，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同时进一步促进学雷锋向经常化、制度化发展。各地要进一步重视总结学雷锋的典型事迹和经验，力争抓出一些在全团有影响的单位和个人典型。团中央将在年底前通报表彰一批学雷锋先进集体和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