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大常委会


哈尔滨市公民献血管理条例

　（１９９４年９月２５日黑龙江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　１９９５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证医疗用血需要，加强医用血液管理，保障公民身体健康，促进社会文明，根据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以下简称单位）和公民（含在本市暂住一年以上的外地公民），均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献血是每个适龄、健康公民应尽的社会义务。
　　推行公民无偿献血制度。对无偿献血的公民实行优待用血。


　　第四条　实行公民献血与公民个人储血、家庭成员互助、单位集体互助相结合的用血制度。


　　第五条　血源、采血和供血，应当实行统一管理，加强技术指导，保证血液质量，做到安全用血，合理用血，节约用血。


　　第六条　单位应当做好公民献血的宣传教育工作，普及血液科学知识，按照本条例规定动员和组织本单位所在地的公民参加献血。
　　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文化宣传部门应当搞好公民献血的宣传教育工作。


　　第七条　市、区、县（市）人民政府领导公民献血工作。
　　本条例由市、区、县（市）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市、县（市）血源管理办公室负责公民献血的日常管理工作。
　　各级红十字会参与当地公民献血工作。

第二章　献血





　　第八条　年满二十至五十周岁的公民，符合献血体格检查标准的，应当履行献血义务。


　　第九条　符合献血条件的公民，按下列规定履行献血义务：
　　（一）公民每五年献血一次；
　　（二）普通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在校期间献血一次；
　　（三）驻哈部队（含武装警察部队）义务兵服役期间献血一次，在本市居住超过五年的军人，每五年献血一次。
　　公民自愿多次献血的，可不受本条（一）、（二）、（三）项规定的时间限制。献血间隔时间不得少于三个月。


　　第十条　公民献血年度计划指标，由市、县（市）血源管理办公室核定下达，公民所在单位或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统一组织实施。
　　公民也可以凭本人《居民身份证》到市中心血站或县（市）血站、中心血库献血。献血数量计入所在单位或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的年度献血计划指标。
　　任何单位不准以任何理由拒绝组织献血工作。


　　第十一条　适龄公民必须经体格检查合格后，方可献血。每次献血量为２００毫升，一次献血４００毫升的，按履行两次献血义务计算。


　　第十二条　献血的公民，在献血的当日和次日，享受公假。
　　军人献血后，公假待遇由部队自行决定。


　　第十三条　公民无偿献血后，由市、县（市）血源管理办公室发给《无偿献血证》；公民献血后，按规定领取营养补助费的，发给《献血证》。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伪造献血证件，不准雇用他人或冒名顶替献血。


　　第十四条　单位完成年度献血计划指标后，由市、县（市）血源管理办公室发给统一印制的《完成献血任务证》。
　　单位超过计划指标的献血量，可在下一年度献血计划指标中核减。


　　第十五条　公民经体格检查合格后，应当参加献血；拒绝献血的，体检费用由受检个人承担。

第三章　采血供血





　　第十六条　申请设置单采血浆站和中心血库，由市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后，报省卫生行政部门批准。


　　第十七条　采供血机构应当严格执行国家和省的采血、供血技术标准及管理制度，保证血液质量，保证医疗和应急用血，保证献血者和受血者的健康。


　　第十八条　采供血机构采集的血液和血液成份，由市、县（市）卫生行政部门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定期进行质量监督、监测。


　　第十九条　采供血机构不准利用公民献血从事营利性活动或配制、供应不合格血液及血液成份。


　　第二十条　除采供血机构外，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准组织血源采血、供血。遇有下列情况的除外：
　　（一）医疗单位开展的患者自体输血项目；
　　（二）患者亲属或其他公民为特定患者提供血液；
　　（三）急救患者所需血液当地血站和中心血站无法及时供应的。
　　有本条前款（二）、（三）项情况需要采血、供血的，应当在采血后三日内向血源管理办公室备案。


　　第二十一条　医疗单位对已密封好的血袋不准再次打开分装、分离，确保输血安全。


　　第二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有下列行为：
　　（一）向未经体格检查或体格检查不合格者采血；
　　（二）擅自从外地引进或向外地输出血液及血液成份；
　　（三）倒卖血液及血液成份；
　　（四）组织他人卖血、供血从中牟利。

第四章　用血





　　第二十三条　献血的公民用血时，凭本人《居民身份证》和《无偿献血证》或《献血证》由所在医疗单位供血。


　　第二十四条　未献血的公民用血时，凭下列证件，由所在医疗单位供血：
　　（一）有工作单位的，凭单位当年《完成献血任务证》；
　　（二）无工作单位的，凭户口簿和所在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当年《完成献血任务证》；
　　（三）家庭成员已献血的，凭户口簿和《无偿献血证》或者《献血证》。


　　第二十五条　医疗单位对用血公民出示的证件，应当严格核验，并履行登记手续。


　　第二十六条　医疗单位应当推广成份输血，严格执行用血管理制度和输血技术规范，保证输血安全。


　　第二十七条　对无偿献血的公民及其家庭成员，实行相当于献血量营养补助费三倍以内的免费用血。具体办法，由市卫生行政部门制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二十八条　未献血的公民不具备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证件需要用血时，按用血量所需金额向市、县（市）血源管理办公室交纳用血押金。用血押金也可由指定的医疗单位代为收缴。所在医疗单位，凭用血押金凭证供血。用血公民及其家庭成员用血后六个月内，已献血或所在单位、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当年完成任务的，如数退还押金；逾期未献血或未完成献血任务的，不退还押金，将押金转为公民献血基金。
　　公民献血基金，按预算外资金管理。


　　第二十九条　急救患者用血时，医疗单位应当先予用血，并在用血后检验有关证件。对属于本条例第二十八条一款规定的公民，应当在用血后三日内补交押金；逾期未补交押金的，可在患者住院押金中扣收用血押金。


　　第三十条　在本市领取《供血证》的个体供血者，或持民政部门证件的社会救济人员、五保户，以及血液病患者、输成份血的患者，用血时免收用血押金。


　　第三十一条　科研、生产单位非医疗用血时，应当经市血源管理办公室批准。
第五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三十二条　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单位或个人，予以表彰或奖励：
　　（一）个人献血累计１０００毫升以上的；
　　（二）在组织公民献血中做出突出贡献的；
　　（三）举报违反本条例的行为经查证属实的。


　　第三十三条　对不执行献血计划或未完成献血计划的单位，由市、县（市）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完成；在限期内仍未完成的，当年不得评为精神文明单位，并由县以上人民政府给予批评教育，或由市、县（市）卫生行政部门按未完成计划指标献血人数献血量金额的二倍至五倍处以罚款。
　　对拒不履行献血义务的公民，由其所在单位给予批评教育或行政处分。


　　第三十四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县（市）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纠正，并按下列规定处罚：
　　（一）雇用他人或冒名顶替献血的，处以一千元至二千元罚款；
　　（二）擅自采血供血或利用公民献血从事营利性活动的，没收非法所得，并按非法所得的二倍处以罚款；
　　（三）倒卖血液及血液成份，组织他人供血从中牟利或伪造献血证件的，没收非法所得，并按非法所得两倍以上处以罚款；
　　（四）擅自从外地引进或向外地输出血液及血液成份的，没收非法所得，并按引进或输出血液金额的五倍至十倍处以罚款；
　　（五）未履行用血核验登记手续或特殊情形用血后未按规定备案的，处以用血量金额的罚款，并处以责任人五十元至一百元罚款；
　　（六）擅自分装、分离血液的，没收非法所得，并处以单位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二百元至五百元罚款；
　　（七）擅自采集非医疗用血的，按采血量金额的十倍处以罚款；
　　（八）对向未经体格检查或体格检查不合格者采血，造成传染病扩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比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处理。


　　第三十五条　献血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医务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追究行政责任。


　　第三十六条　在采血、供血和输血过程中出现的医疗事故，按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和省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七条　对违反本条例应当予以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在接到行政处罚决定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执罚部门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或不起诉又不执行处罚决定的，执罚部门可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九条　罚没的处理，按《黑龙江省收费罚没集资管理条例》的规定执行。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条　外地患者在本市就医用血时，按照本条例的规定执行。


　　第四十一条　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细则。
　　本条例执行中具体问题，由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自１９９５年１月１日起施行。市人民政府１９９０年３月２２日发布的《哈尔滨市血源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赎罪”是犯罪人在犯罪之后因内心忏悔而自我救赎的行为；“赎刑”则是以减轻处罚为目的而进行的财物与刑罚的交换，赎罪与赎刑二者之间有很大关联性。在现实生活中，一些犯罪人愿意做出赔偿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换取轻刑，而赎罪有时也确实会带来从轻或者减轻刑罚的效果。但是，时下的现象是：此处的“一些”和“有时”往往被人们自觉或者不自觉地省略，以至于在“赔钱”和“减刑”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勾连——赔钱即可减刑。而如此省略，于法学理论、于民众情感都罪莫大焉。“赎”与“刑”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回归“赎罪”与“赎刑”两个概念的本质及其区别，重新认识犯罪的基本属性，我们可以更加正确地对待“赔钱减刑”这种社会观点。

　　赎罪出自犯罪人的内心忏悔，而赎刑出自犯罪人的外在渴求。在希伯来语中，“赎罪”有“擦拭心灵”之意。犯罪人只有在内心认识到犯罪的危害和行为的错误之后，才会有悔悟之情，心生赎罪之念。而赎刑则意在减轻或者避免自身可能遭受的刑罚之苦，未必是真心悔罪的表现。

赎罪更具有道德意义，而赎刑更具有功利目的。道德是人之为人的标识。人区别于神，犯错在所难免；同时人也区别于动物，因为人在犯错之后会反省、弥补，此即为赎罪。不会赎罪的人，与禽兽无异。由此，犯罪人因犯罪后的内心煎熬而生发的赎罪行为，便具有了独特的道德意义。而赎刑则主要是犯罪人在刑罚轻重和自身经济实力之间的利益衡量：交钱还是受刑，孰轻孰重？如何以尽量小的经济代价来免除尽量多的刑罚？通过衡量，犯罪人选择“性价比”最高的行为方式，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换言之，赎罪是为人的，而赎刑是为己的。

赎罪的方式多种多样，由犯罪人自动选择，而赎刑的方式一般是交付货币。如何“赎罪”？道歉、握手、赔偿、做义工，甚至帮助其他犯罪人忏悔，都可以是赎罪的表现。当然，赎罪方式以及赎罪程度的选择，取决于犯罪人悔罪的深度——有人因为一次过失而抱愧终身不能解脱，也有人罪孽深重却仍一笑付之。而赎刑虽然在历史上也曾有过以物品或劳役作赎，但主要是以货币作赎。“赎”字以“贝”为偏旁，原义即“质也，以财拔罪也”（《说文解字》）。至于赎刑所需交付的货币量，历代刑法中也有分门别类的明确规定，一目了然，不由犯罪人自己做主。

既然赎罪与赎刑存在上述区别，那么我们应当采取怎样的态度来对待这两种行为呢？

尽管让每一个犯罪人都赎罪非常困难，但是这种方向是正确的，我们在制度设计上也应当尽量地鼓励犯罪人赎罪。近年来在整个国际社会兴起的恢复性司法思潮，以及在我国如火如荼的刑事和解运动，都旨在从制度上创造犯罪人与被害人以及受到犯罪影响的其他人会面、沟通、协商、道歉，用实际行动赎罪的空间。鼓励犯罪人的赎罪与鼓励被害人的宽恕，这是刑法向人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我们不倡导赎刑，因为从刑法逻辑上讲，刑罚的高低，取决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大小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小，而赎刑行为并不必然代表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的降低，故并不必然能够达到从轻或者减轻刑罚的效果。其一，犯罪人赔钱，未必代表犯罪人是真心悔罪，还可能是其自身富有或者家族富有，花钱买刑，因此不能说明其人身危险性降低；其二，即便犯罪人真心悔罪、愿意赔钱，但是被害人所遭受的损失并不仅仅是物质损失，往往还有精神上遭受的创伤，仅仅赔偿物质损失，尚不足以遏制犯罪，而非物质性损失与物质性赔偿之间的对应关系难以建立。因此，对于犯罪人提出的赔偿，被害人未必接受和谅解，犯罪人与被害人的矛盾并不因赎刑行为就得以化解；其三，即便犯罪人与被害人达成赔偿和谅解，但是犯罪所危害的不仅仅是直接被害人，还包括间接受到伤害的社区乃至社会，犯罪人仅仅赔偿被害人损失，尚不足以弥补他对社会造成的伤害。单纯的赔偿不足以说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的减小，不足以成为减刑的理由，更不足以抹杀犯罪人对被害人以外的被害群体应负的责任。这也是民事侵权行为与犯罪行为的最大区别所在。犯罪这种社会危害性决定了在刑事司法领域绝对不允许突破立法划定的框架进行“私了”。

我国目前尝试建立的刑事和解制度正是鼓励赎罪，反对赎刑。有人把刑事和解理解成“赔钱减刑”、“花钱买平安”，因而对刑事和解制度的立法化持保留意见。事实上，不论是刑事和解制度本身，还是该制度背后的恢复性司法理念，均没有赎刑或者“赔钱减刑”的生存余地。恢复性司法和刑事和解的目标是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关系的和谐，而从上文的论述来看，赎刑不仅往往不利于社会矛盾的化解，而且还伤害了社区乃至整个社会中的潜在被害人，强化了民众对犯罪的恐惧和仇富心理。既然如此，刑事和解制度又如何会鼓励赎刑呢？

当然，赎罪的方式有很多种，刑事和解制度也并不排斥用货币的方式赎罪，但是“用货币赎罪”并不等同于“赎刑”，因为这种赎罪方式能否达到减刑效果，根本上看，要取决于赎罪行为是否降低了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具体而言，要符合以下条件：其一，赎罪以真诚悔罪为前提。真诚悔罪及赎罪是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降低的重要表现，没有真诚悔罪表现的赔钱行为不能作为减刑依据。其二，减刑不能突破立法划定的框架。立法框架是对特定犯罪行为之社会危害性大小的基本判断，司法过程中不能突破。因此，在没有法定免除处罚或者减轻处罚情节的情况下，法官不能因为犯罪人进行了物质赔偿就予以减刑或者免刑。事实上，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也是这样的态度：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在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等方面的情况下，也仅仅是“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其三，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对于有赎罪表现的犯罪人，可以在量刑幅度内从轻处罚；如果同时还有其他减轻、免除型量刑情节，可以依法减轻、免除刑罚；对于酌定起诉类型的案件，达成赔偿协议的，在充分考虑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前提下，可以考虑免于起诉或者免除刑罚。

由此可见，罪可赎，刑不可赎。如果行为人通过赔偿真诚赎罪，化解了社会矛盾，降低了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那么其刑罚也相应地予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但绝不是只要赔钱就必然减刑。赔钱只是犯罪人悔罪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不是减刑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减刑的充分条件。“赔钱减刑”忽视了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对恢复性司法理念和刑事和解制度的一种误解，我们应当慎重对待，避免对社会公众造成“刑法私法化”和“公权私用”的误导。

(作者单位：国家法官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