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杜培武”一案谈起 小议刑讯逼供

孙荣杰

举国震惊的杜培武案一度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虽然该案随着对肇事者的
处理已尘埃落定，但该案蕴含着丰富的刑事诉讼问题却却值得人们进一步思考：为何会造成刑讯逼供屡禁不止？有没有医治刑讯逼供的良方？从该案来看，我国刑诉又有哪些不足？这些问题值得人们深思。本文对此一一论述自己的见解。
杜培武系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干警，其妻子与云南省万林县公安局副局长王俊波有染。一日，杜妻与王俊波在汽车中双双被枪杀。杜培武涉嫌故意杀人被捕。公安人员在对杜培武进行询问时采用了多种刑讯手段以逼取其口供。杜培武最终忍受不住讯问人员无所不用其极的刑讯手段，被迫承认了所谓故意杀人的犯罪事实，二审法院最终判处杜培武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好在最后真凶因另案案发被羁押，供认自己系故意杀人之真凶，案情真相大白于天下，杜培武的冤情得以昭雪。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刑讯逼供是造成“杜培武”冤案的直接原因，几乎错杀了一个清白的无辜者。杜培武是不幸的，同时也是幸运的，毕竟他还能活着等到沉冤得雪、重获自由的时候。刑讯逼供所导致的冤假错案肯定不只一个杜培武，还有若干个杜培武一样的刑讯的受害者，他们当中有人丢了性命，还有人在暗无天日的监劳里苦苦等候，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等到沉冤昭雪的一天。
（一）刑讯逼供产生的根源
在杜培武一案中，办案人员给杜培武戴上了脚镣，又用手铐将杜的双手呈“大”字形悬空吊在铁门上……杜不断地声称冤枉。随着杜培武在法庭上绝望的呼喊声，司法的尊严也在刑讯逼供者的拳脚下被一点点的击碎。刑讯逼供的弊端可谓人所共知，国家也一再颁布法律规章严禁刑讯，但是从根本上消除刑讯逼供为何困难重重？我认为，这是与其产生的复杂原因休戚相关的。
首先是立法上面的原因：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为侦查人员进行刑讯逼供提供了法律依据。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但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相反，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了犯罪嫌疑人承担供述义务。当犯罪嫌疑人没有按照侦查人员的讯问供认犯罪和回答问题时，侦查人员便可以以没有“如实回答”为由，采取种种手段强迫犯罪嫌疑人按其意图回答问题，其中难免刑讯逼供。这条与沉默权相对立的规定，显然与刑事司法国际标准不相一致，其消极影响也是不言而喻：既无助于取证行为的合法化、文明化，且助长了诉讼活动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的过分依赖，在某种意义上纵容了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为随意侵犯犯罪嫌疑人的人权提供了可能。可以这么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刑诉第93条规定为刑讯逼供的产生打下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因为，如果他不履行这一义务，必然导致不利的后果，而刑讯逼供便是其中最为直接的“惩罚”。2、没有明确地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欧美国家刑事诉讼法对违反程序收集证据的相关后果作出明确有效的规定。在英美法系，把“采用刑讯手段非法收集证据的行为”比喻成“毒树”，把“收集来的非法证据”比成“毒果”。 在证据学上，英美法系国家对待非法证据的做法一般是砍掉毒树、放弃毒果。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但是，对通过刑讯逼供取得的供认和由此取得的物证、书证是否能采纳为证据却没有规定。而我国从“重实体，轻程序”传统观念出发，明显倾向于放纵毒树、吃掉果实。正是由于我国对毒果的难舍难分，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对毒树采取了暖昧态度，使刑讯逼供等“毒树”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状况下“根深叶茂”。
其次，是诉讼模式上原因。鉴于口供的巨大作用，加之其他因素(如一些侦查人员的素质较低、侦查技术的相对落后)的影响，我国长期采用“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案件成败往往过分依赖于口供这个“证据之王”，当不能通过常规手段获取口供时，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就成为获取口供的“杀手锏”。封建社会司法断案采用的原始野蛮的方法和手段在一些人思想意识上的残留也导致了刑讯逼供的产生。在封建专制的社会里，掌权者将刑讯逼供奉为审案断狱的法宝。他们认为，获取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就可以定案。客观证据只是作为对口供证据的印证和补充。把罪与非罪，定在是否有口供上。为了取得口供，不惜动用刑具，摧残被告人的肉体。也就是说罪与非罪，是靠被告人肉体在承受刑具所带来的皮肉、筋骨痛苦的程度上所决定。这样断案定罪的话，有罪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而有可能无辜者被冤枉。历史上的和现实中造成的冤案不乏其例。
（二）、刑讯逼供遏止对策
刑讯逼供的危害显而易见。刑讯逼供容易酿成冤假错案，造成疑案、积案；严重侵犯了被追诉者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损害司法机关的执法形象，破坏国家的法治基础。防治、遏止刑讯逼供的对策应当针对刑讯产生的原因来“对症下药”。鉴于上面提到了几点刑讯产生原因，我个人认为：
首先，应当从立法上根除刑讯逼供产生的“合法外衣”，即取消“犯罪嫌疑人有如实回答的义务”这一违反诉讼法理的规定。取消刑诉第93条规定使刑讯逼供丧失最后的法律依仗，并以法律的形式约束司法人员的非法行为，以此为依据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进而最终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人格权利保护的实现。同时也应当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口供与定案失去了必然联系，逼取口供也失去了动力和条件。
其次，完善我国证据立法，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要想否定一项诉讼行为，最有效的莫过于宣告其失效，而要想制止非法取证行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宣告违法取得的证据不具有可采性。因此，从法律上坚决排除刑讯逼供获得的言词证据，对以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获得的言词证据也应当从法律上坚决予以排除。这样一来就砍掉“毒树”，并拒绝食用“毒果”，从根本上消除滋生“毒树”的土壤。
最后，应当加强司法工作人员的政治思想工作，从观念上要转变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是罪犯的观念，做好司法工作人员培训工作，把好入口关，提高其业务素质和政策水平。
当然，也应当赋予律师在侦查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到场的权利。律师在场会使侦查人员有所顾忌，更能注意依法办案。在询问过程中，全程录音录像的方法也是有效遏止的途径之一。
刑讯逼供，由来已久，积习较深，要想纠正和制止这一历史沉积下来的顽症，从根本上杜绝刑讯逼供的发生，则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界的不懈努力。相信随着我国社会政治、文化和法制的不断发展，人权观念的逐步增强和刑事司法水平的日益提高，刑讯逼供这一长期困扰着我国刑事诉讼的顽症必将得到改善和遏止。
（三）“杜培武”案反映的我国刑诉程序上的不足
“杜培武”一案之所以这么被关注，这么多地被研究刑事诉讼的学者提及，不是因为杜培武本身是警察，两名被害人也是警察，而是因为此案所显露地我国刑诉程序上的问题值得令人深思。
杜培武之所以被办案人员刑讯逼供，关键原因在于司法程序对口供证据的允许和认可。从刑事诉讼整个制度设计看，在侦查阶段，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公安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口号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对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完全否定，这是一种允许从口供中取证的司法程序，鼓励办案人员从口供中寻求破案的线索，形成了从口供中破案最简单最有效的习惯性做法。办案人员把主要精力都用在取得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上，想方设法掏取口供。在缺乏严格的法律规范和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在一定的功利心理的驱使下，侦查人员滥用权力的刑讯逼供自然不可避免。在诉讼阶段，口供证据能在法庭上不经过质证而轻易得到确认。作为国家机关，公诉方提供的证据似乎具有不容怀疑的证明效力，检察机关在法庭审理结束后的3天内，要将全部案卷材料移送法院，公诉方提供的证据意见对法院判案无疑有着压倒优势的影响，往往成为判决的重要依据。同时，法律对警察是否应当出庭接受质证并无明确规定，故警察习惯于只提供书面证据而不出庭作证和接受质证，这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逼供和假证。
在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口供的行为屡见不鲜;而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被害人及其辩护人也越来越多地辩称其口供系通过刑讯逼供、威胁、欺骗、引诱等非法方法所获得的。在杜培武案的庭审中，在强烈的求生欲望驱使下，杜培武不顾一切地高声申辩：“我没有杀人!我受到了严刑逼供!” 由于我国法律对被告人当庭翻供之后程序如何进行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因此司法实践中做法是要么置被告人的翻供不理不睬，要么斥责被告人无理狡辩、态度不老实；而公诉人为避免尴尬也往往不愿就非法证据承担举证责任。这样被告人的翻供通常无法得到证明，造成了一定的冤家错案。笔者认为，在被告人当庭翻供之后诉讼程序应当如何进行，这在我国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规定。应当从有利于对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的保障和防止使被告人陷入自证其罪的不利地位的角度出发，被告人对程序的进行应当有权施加一定的影响。在被告人翻供之后，审判人员应当对被告人的翻供进行必要审查，如果使其产生了对庭前供述的合理怀疑时，法庭应当宣布体庭，并对该供述作进一步的审查。
杜培武本人受到刑讯逼供的事实，反映了在刑诉司法实践中“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原则并没有得到真正有效的贯彻执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这是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原则在我国刑事法律中的体现。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说明我国刑事诉讼法已经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的精神。但在现实司法实践中，有相当一部分公安司法人员头脑中尚存有罪推定之余毒。他们对犯罪嫌疑人先入为主，信奉罪从供出，对被讯问人滥施刑讯毒刑，严重侵害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在法院最后定案量刑上来看，二审法院最终判处杜培武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在杜培武一案中，控方所提供的证据未能充分证明被告人所犯罪行。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对存疑案件的矛盾态度，既知道现有证据不足以坐实罪名，又不甘心作出无罪判决，就以留有余地的判决来处理。这样的做法事实上是一种“疑罪从轻”的行为，违反了刑诉所规定“疑罪从无”的法律原则。
司法制度的功能不在于平反多少冤狱，而在于宁纵不枉，尽量防止悲剧的发生，避免出现第二个、第三个获得了迟到的平反却欲哭无泪的杜培武。笔者衷心期望在司法实践中能使无罪推定原则真正得以贯彻，无疑这是有着类似杜培武遭遇者的护身符，只要无罪推定原则早日在司法实践中扎根，那么离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也就不远了。

　　大陆法系国家奉行的是单纯的补偿性民事法律责任制度，强调赔偿的数额应与实际损失相当。我国虽作为大陆法系国家，但在惩罚性赔偿制度上，法律实务界及理论界采取了普遍支持的态度。1993年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明确规定了“双倍赔偿制度”，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以法律形式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随后，《合同法》第130条、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也有规定，继续完善 “双倍赔偿制度”。2009年《食品安全法》的出台，进一步加大了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行为的惩罚力度，规定消费者可以提出“十倍赔偿”，但范围只是在食品安全领域，适用于食品造成的损害，具有局限性。2010年7月1日开始施行的《侵权责任法》将范围扩大到产品责任，首次在立法中明确提出“惩罚性赔偿”概念，表明我国对惩罚性赔偿制度在侵权法范围内的再次肯定。

　
　　一、缺陷产品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内涵

　　惩罚性赔偿制度是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可追溯到古巴比伦时代，如《汉莫拉比法典》中就有诸多规定。古罗马、古希腊时代的法律也有类似规定，如《十二铜表法》规定了盗窃、抢夺等不法行为的惩罚性赔偿等。现代意义上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盛行，大陆法系国家对此持否定态度，奉行单纯的补偿性赔偿制度。

　　“缺陷产品”与“惩罚性赔偿”的内涵

　　产品存在缺陷是产品责任构成要件的核心问题。“缺陷”不同于“瑕疵”、“不合格”等概念，我国《产品质量法》第46条明确解释：“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机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主要有两层涵义：一是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二是不符合国家、行业标准。对此，有学者将产品是否存在缺陷的标准分为一般标准和“法定标准” 。缺陷产品是指因设计、生产、警示说明、跟踪观察等原因在同一批次、型号或者类别中存在统一性的、可能或已经对人身、他人财产造成损害的产品。缺陷产品责任类型从缺陷的角度划分大致可分为几下几种：一、产品设计上的缺陷；二、产品制造上的缺陷；三、警示说明上的缺陷；四、跟踪观察方面的缺陷，如在产品推向市场时，由于当时的科学水平而不能发现产品是否存在缺陷的，生产者应当负有跟踪观察义务；发现缺陷应及时召回产品，应当发现而没有发现或者已经发现没有及时召回，即构成跟踪观察缺陷。

　　关于惩罚性赔偿的内涵，学术界见仁见智。有学者认为，惩罚性赔偿是指法院所作出的赔偿数额超过实际损害的数额的赔偿，它具有补偿受害人遭受损失、惩罚和遏制不法行为等功能； 有学者认为，惩罚性赔偿主要是美国法中与补偿相对应的一项特殊的民事赔偿制度。他通过让侵权人承担超过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责任，已达到惩罚和遏制严重侵权行为的目的 ，等等。综合比较，大多从功能、作用等方面考虑，惩罚性赔偿的功能主要有几种：一、惩罚功能。也是本质功能，体现在对恶意实施不法行为人予以财产性制裁，使其无法获得所追求的不当利益；二、威慑功能。通过对不法行为人的金钱制裁，使其不敢再有这样的行为，遏制、预防不法行为的发生；三、教育功能。通过法院的判决，使不法行为人或社会公众受到教育，从而意识到自己的不法行为会给受害人造成严重后果并从心理上自愿放弃该行为；四、抚慰功能。恶意侵害他人人身或财产的行为，不仅会给受害人造成物质损失，也会导致受害人心理上和情感上的愤恨及不满、精神上受到很大伤害，惩罚性赔偿有利于抚慰受害人心灵上的创伤。

　　二、缺陷产品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我国侵权法中的规定

　　（一）食品安全法中的“十倍赔偿”

　　《消法》虽然规定了“双倍赔偿”，但适用于商品欺诈和服务欺诈行为，不包括侵权法的惩罚性赔偿责任。2009年2月28日出台的《食品安全法》，首次在我国侵权法领域规定了惩罚性赔偿责任，提出“十倍赔偿”。该法第96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从该条可以看出食品安全责任的构成要件主要有：1、行为主体，是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生产者或是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销售者；2、责任构成的主观态度，对生产者来说无论明知与否、销售者则须“明知”；3、损害后果，造成了人身、财产或其他损害，这里未规定损害的程度；4、因果关系，生产者或销售者明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而生产、销售造成了人身、财产或其他损害结果。在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形势严峻，在生产、加工、流通各个环节均存在安全隐患，不法企业、作坊、经营者贪图利益、诚信缺失，为追求更大利润置消费者身体健康于不顾，该条规定提高了对违法者的惩罚力度，有利于打击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保障食品安全。

　　（二）侵权责任法中的“相应惩罚性赔偿金”

　　继《食品安全法》规定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后，《侵权责任法》再次肯定惩罚性赔偿金的适用，将范围扩大到产品责任领域，该法第47条规定：“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依法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金”，这是我国第一次在立法中明确提出“惩罚性赔偿”概念。其构成要件主要有：1、适用范围单一。仅适用于产品责任案件，即产品存在缺陷，不适用于其他类型的侵权案件；2、主观须存恶意。即生产者或销售者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或销售。“明知”所表明的是侵权人对产品存在缺陷明确地、确定地知道这样一种主客观认知状态，不包括“应知”或推定知道； 3、损害后果严重。即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后果。如果产品只是存在缺陷，但没有伤及他人或只是轻伤，都不构成严重后果，不适用惩罚性赔偿，上述要件缺一不可，适用非常严格。《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缺陷产品惩罚性赔偿制度，有利于受害者拿起法律武器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有利于严厉惩罚恶意产品责任人，更好地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权和健康权。

　　三、缺陷产品惩罚性赔偿在我国侵权法中的不足与完善建议

　　《食品安全法》虽填补了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在侵权法中的空白，但是仍有不足之处。首先，范围过于狭窄，只限于食品安全领域，食品相对于产品来讲只是很小一部分；其次，“十倍的赔偿”仍不足予以遏制侵权行为或弥补受害人的损失，三鹿奶粉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侵权责任法》第47条的规定将惩罚范围扩大到产品领域、将惩罚性赔偿金规定为“相应的”，而不是以产品价款的倍数。针对上述问题，在审判实践中，可以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适用法律，从而更好地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与《食品安全法》不同，《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只概括性的规定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相应赔偿金的权利，而没有规定如何计算惩罚性赔偿金，如何来确定惩罚性赔偿金的具体数额，司法理论界存有争议，实务界难以操作。该条立法的目的不在于弥补受害者的损失，而在于惩罚明知产品存有缺陷而生产、销售的生产者或销售者，并威慑、遏制这种违法行为的发生，因此对惩罚性赔偿数额作出合理的规定更有利于发挥其作用；其次，在审判实践中，如果判的过轻，行为人为追求利益仍然继续从事不法行为，起不到惩戒违法行为的目的；如果判的过重，不法行为人无力偿还，甚至倾家荡产也只是杯水车薪，实际的赔偿数额难以兑现，执行不到位。总之，没有统一的计算标准容易导致不同的法官对同一或相似的行为裁判出悬殊的结果，不利于实现立法本意，也有悖于司法权威性。对此，期待司法机关出台相应解释明确缺陷产品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标准，给法官以指引。在目前无明确标准的情况下，笔者建议从侵权人造成后果的严重性、主观恶意程度、自身赔偿能力、惩罚后产生的功能与作用等因素综合考虑惩罚性赔偿数额。

　　需要指出的是，惩罚性赔偿还有一定的副作用，诸如职业打假人的兴起。法律存有漏洞成为一些人牟利的手段，在很多法院都有这种情况，这些现象表明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亟需完善，司法机关应建立健全相应的预防和应对机制。

　　（作者单位：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 ）